第三章 天宝政局
命运之神的雷人想象
开元末年，唐朝政府曾经作过一次全面的人口普查，统计结果表明，时至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底，全国总户数已达到8 412 871户，总人口达到48 143 609人。
这两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再找几个数据来对比，或许就能明白它的意义所在。
大唐开国之初，编户仅二百余万；至贞观初年仍不满三百万，永徽初年增至三百八十万；至中宗、睿宗时期，全国总户数增至六百余万。也就是说，从唐初到开元之前的一百年间，仅增长四百万户；而开元时期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总户数就增长了二百四十万左右，显然是唐朝开国以来增速最快的一个阶段。
在古代农业社会，人口数量绝对是和GDP呈同比增长的，同时也是促进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由此可以说，开元年间编户齐民的快速增长，无疑是唐朝走向全面繁荣的标志，也是太平盛世到来的重要标志。
《资治通鉴》称，开元末年，“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旧唐书·玄宗本纪》称：“我开元之有天下也，纠之以典刑，明之于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贞观之风，一朝复振……年逾三纪，可谓太平。”
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则用八个字给这个时代作出了高度评价：“开元之盛，汉、宋莫及！”
公元742年正月初一，唐玄宗李隆基亲御勤政楼接受百官朝贺，同时宣布大赦天下，改元“天宝”。
开元时代就此落下帷幕。
大唐帝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比此前任何时期都更加繁荣的极盛时代。
在改元的诏令中，玄宗宣称：“自朕嗣守丕业，洎三十年，实赖宗社降灵，昊穹孚祐，万方无事，寰宇晏如，庶臻于理。”（《全唐文》卷三九）
从这寥寥数语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志得意满之情。
这一年，玄宗李隆基五十八岁，君临天下已经整整三十年，就像古人常说的那样：“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此时的李隆基，早已丧失了当年那种锐意进取、克己自律的精神，取而代之的是日甚一日的骄奢淫逸和纵情享乐。
尤其是从开元二十五年武惠妃死后，玄宗的感情生活就出现了两种极端倾向，一方面是因为最宠爱的妃子猝然辞世，精神受到沉重打击，一下子变得消沉颓废，所以六宫粉黛、三千佳丽对他而言都失去了吸引力，“顾前后左右，粉色如土”（唐·陈鸿《长恨歌传》）。另一方面，为了发泄这种情感上的抑郁和苦闷，他又变得越发纵欲和荒淫。据《开元天宝遗事》所载，当时玄宗成天和嫔妃们变着法子寻欢作乐，比如春天的时候，他就在每个佳丽头上插一朵鲜花，然后放飞一只蝴蝶，看蝴蝶停在谁的头上就临幸谁。这种把戏玩腻了，玄宗就开坛设赌，亲自坐庄，命嫔妃们都来赌博，谁赢了谁就陪他过夜。
这种胡天胡地、瞎玩乱搞的荒唐生活整整持续了好几年，直到一个女人蓦然闯进他的心扉，填补了武惠妃留下的那个巨大的感情空白，这一切才戛然而止。
众所周知，这个蓦然闯进玄宗心扉的女人，这个即将和玄宗联袂演绎千古爱情佳话的女人，就是杨贵妃。
杨贵妃，小名玉环，是世家大族弘农杨氏的后裔。远从汉朝开始，弘农杨氏就是著名的关中六大郡姓之一，历代名人辈出。及至隋唐两朝，这个家族更是出了一大票牛人，比如隋文帝杨坚，隋朝宰相杨素、杨雄、杨达，还有女皇武曌的母亲杨氏，武德时期的宰相杨恭仁，贞观时期的宰相杨师道等等，都出自这个家族。
许多史书都说杨玉环是“弘农华阴人”，就是为了强调她的这种高贵出身。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太准确。因为早在隋朝以前，她的祖上就已经迁居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市），所以“弘农华阴”只不过是杨玉环的远祖郡望而已，和她本人并没有什么关系。
由于与隋文帝同宗，杨玉环的高祖父杨汪在隋朝很受器重，赐爵平乡县伯，官至尚书左丞。可惜隋末大乱时，杨汪投靠了王世充，后来东都被秦王李世民攻克，杨汪被杀，从此他的后人就逐渐没落了。
到了杨玉环的父亲杨玄琰这一代，其家道早已衰落，与祖上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大约在开元初年，杨玄琰由蒲州入川，到蜀州（今四川崇州市）担任司户。所谓司户，只是掌管户籍、记账、婚田等事宜的从七品小官。杨玄琰有两个弟弟，一个叫杨玄珪，一个叫杨玄璬，后者在洛阳担任河南府士曹参军，和杨玄琰一样，也是个从七品的芝麻官。
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杨玉环生于蜀州。她在家中排行最小，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大概在她十岁的时候，杨玉环的父母双双亡故。这本来是人生中的大不幸，可对于杨玉环而言，这个意外的变故却成了她人生中的一大转机——因为她从此离开了山高皇帝远的蜀州，被叔父杨玄璬接到了洛阳抚养。
众所周知，东都洛阳是唐朝的第二政治中心，著名的人文荟萃之地，同时也是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其繁华富庶的程度远非偏僻的蜀州可比。杨玉环到了这个富有时尚气息的大都会，不仅可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而且能够得到更好的文化教育和艺术熏陶。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因为拥有了这个在东都成长的机会，杨玉环才能出落成一个秀外慧中、色艺双馨的绝代佳人。史称她“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旧唐书·杨贵妃传》）。在这些优点中，除了容貌是天生的以外，其他素质当然是得益于后天的培养和环境的熏陶。而这一切，正是她日后得以被选入宫的重要条件，也是她日后让玄宗深深迷醉的主要原因。
开元年间，玄宗曾先后五次巡幸东都，每次东巡，文武百官、皇族宗室、后宫妃嫔必定随驾而行。每次驻留东都的时间，短则数月，长则两三年。从这个意义上说，杨玉环被叔父接到洛阳抚养，就意味着来到了天子脚下，意味着进入了皇帝和朝廷的视野，从而也就有了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的机会。
总而言之，少时父母双亡的遭遇对杨玉环来讲，非但不是一种不幸，反而可以说是命运之神的一种垂青。假如不是遭遇这种变故，她当然只能在蜀州长大，日后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既不可能宠冠六宫、名动天下，更不可能进入史册。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秋，玄宗最后一次从西京长安移驾东都洛阳。这一次，他在东都住了将近三年，直到开元二十四年十月才返回长安。在此期间，玄宗操办了两件大事。
准确地说，这是两桩喜事。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七月及次年正月，玄宗分别为自己最宠爱的一双儿女——咸宜公主和寿王李瑁（均为武惠妃所生），举办了两场盛大的婚礼。
巧合的是，这次选中的女婿和儿媳都姓杨，也都出自世家大族弘农杨氏。
这个女婿，就是后来帮武惠妃制造了“三庶人案”并整死了太子李瑛的杨洄。
而这个儿媳，就是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璬的养女——杨玉环。
此时的李隆基当然不会想到，短短四年后，他亲自选中的这个儿媳居然将变成他最爱的女人，并将在未来的日子和他共同演绎一场轰轰烈烈、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当时，在玄宗的三十个皇子中，寿王李瑁所受的宠幸“冠绝诸王”，远比太子更为得宠，所以，为他挑选王妃的事情，自然就成了李唐皇族的头等大事，俨然比挑选太子妃还要慎重。
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正月抵达洛阳后，玄宗和武惠妃就开始张罗着替寿王选妃了。这场王妃选秀活动一直进行了将近两年，经过层层选拔和各项指标的评比，年方十七岁的杨玉环终于从众多妙龄少女中脱颖而出，成了这场海选的冠军。
杨玉环之所以胜出，首先当然是因为她那“弘农杨氏”的金字招牌，虽然家道早已中落，但是名门望族的高贵背景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掉的；其次，她那“姿色冠代”、倾国倾城的容貌，的确让所有见过她的人都感到眼前一亮，并且过目难忘；最后，是因为她在艺术上的修养和造诣，也确实让其他选手望尘莫及。
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七品芝麻官杨玄璬迎来了他生命中最风光的一个时刻。
因为这一天，浩浩荡荡的册封使团从皇宫来到了他这座鲜有贵客登门的小小宅院中，并且隆重宣布——大唐天子将与他结成儿女亲家。
对于杨玄璬来说，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值得庆幸和骄傲的呢？
而且，此次册封典礼的规格也是非常高的。代表皇帝前来册封的正使是堂堂宰相兼礼部尚书李林甫，副使是黄门侍郎陈希烈。在册妃诏书中，玄宗盛赞杨玉环：“尔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璬长女（考虑到皇室尊严，当然要隐去杨玉环的养女身份），公辅之门，清白流庆，诞钟粹美，含章秀出。固能徽范夙成，柔明自远；修明内湛，淑问外昭。是以选极名家，俪兹藩国。”（《唐大诏令集》卷四十）
从这一刻开始，杨玉环的个人命运，以及整个家族的命运就被彻底改写了。
一个月后，亦即开元二十四年正月，十八岁的杨玉环被迎娶入宫，正式成为寿王妃。
寿王李瑁与杨玉环的年龄大致相当，根据相关记载，武惠妃的几个儿女都长得相当标致，而寿王李瑁应该也是一个相貌堂堂、玉树临风的佳公子。可以想见，在当时世人的目光中，他们绝对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佳偶。
然而，又有谁能想到，短短几年后，这对人人艳羡的佳偶就要被活生生地拆散呢？又有谁能想到，将他们拆散并且横刀夺爱的那个人，竟然是杨玉环的公公、大唐天子李隆基呢？
杨玉环嫁入帝王家之际，正是武惠妃一手导演的储位纷争越演越烈之时。虽然史书没有记载杨玉环在这场纷争中有什么具体言行，但是作为利益攸关的当事者，她肯定是无法作壁上观的。因为一旦夺嫡成功，她就将变成太子妃，变成未来的皇后，所以至少在心情上，初入宫门的杨玉环肯定会被这场政治旋涡掀起不小的波澜。
后来“三庶人案”爆发，太子李瑛等三兄弟同日被杀，武惠妃因良心不安一病而亡，忠王李玙随后入主东宫。原本到这里为止，所有的纷纷扰扰就都过去了，虽然李瑁当不上太子，杨玉环成不了太子妃，但这对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至少李瑁还是寿王，杨玉环还是王妃，他们依然可以享有安宁和富贵的生活，也依然可以像普天下的所有夫妻一样，举案齐眉，长相厮守，生儿育女，白头偕老。
然而，命运之神却在这个时候跟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杨玉环绝对不会料到，她婆婆的死给她公公造成的感情创伤，最终竟然要由她这个儿媳去抚慰；而寿王李瑁当然更不会料到，他刚刚失去母亲，马上又将失去妻子，而且这个妻子居然一转眼就变成了他父皇的“娘子”，从而匪夷所思地成了他的“后妈”……
人生就是这么荒诞。
世事就是如此无常。
命运之神的想象力，就是可以这么离谱而雷人！
它漫不经心地开一个玩笑，有时候就足以让当事人欲哭无泪，让旁观者目瞪口呆，并且让世界上半数以上的小说家跌破眼镜，自愧弗如。
那么，李隆基与杨玉环的这场不伦之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当李隆基一边痛感整座后宫“粉色如土”，一边又近乎荒淫地胡搞瞎搞的时候，是谁把杨玉环隆重推到他面前的呢？
答案其实不难猜到。
这个在公媳之间牵线搭桥的另类月老，就是玄宗最贴心的那个“老奴”——高力士。
杨贵妃：三千宠爱在一身
对于李隆基和杨玉环的这场不伦之恋，几乎所有官方正史都闪烁其词、语焉不详。无论是两《唐书》还是《通鉴》，在谈到是谁向玄宗推荐杨玉环的时候，都作“或奏”“或言”，而不说是谁。只有中唐人陈鸿所作的《长恨歌传》中，才记载了这么一句话：“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
那么，这个记载是否属实呢？向玄宗推荐杨玉环的人，到底是不是高力士呢？
首先，武惠妃死后，唐玄宗陷入了非常糟糕的精神状态中，这是所有史料共同记载的事实。面对这种状况，一贯善于替主子分忧的老奴高力士会怎么做呢？很显然，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帮玄宗物色一个新的意中人，以抚平玄宗的感情创伤。在高力士而言，这就叫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其次，玄宗是一个感情丰富而细腻的人。作为天子，他固然有权用泛滥的肉欲来麻醉自己，可作为一个多情的男人，他却不可能容忍“爱情”这一美妙事物在自己生命中的长期缺席。所以，越是在酒池肉林中浸泡得久，他对于真爱的渴望就会越加强烈。这时候，他必然会把寻找真爱的目光从后宫的高墙上投射出去，在更大的范围内猎艳选美。而这个选美的任务交给谁最合适呢？当然就是他最信任的高力士了。
有人说，高力士把儿媳推荐给公公的做法是在“找死”，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件事应该由谁来干，才不算是找死？我们知道，高力士是唐玄宗最贴心的人，那句“力士当上，我寝乃安”的感叹已经成为千古名言。终李隆基一生，他对高力士的信任从来没有改变过；而终高力士一生，他对李隆基的忠诚也从来没有动摇过。由此可见，假如连高力士都不敢“冒这个险”，那天下真的找不出第二个人了。试问，外朝的文武百官敢吗？他们谁比高力士更了解玄宗，谁比高力士更有权插手玄宗的私生活？答案只能是两个字：没有。此外，后宫的三千佳丽会来牵这个线吗？她们会去找一个比她们出众百倍的人来独占天子恩宠吗？答案也是两个字：不会。那么剩下来的人，诸如儿女、宗室、外戚等等，就更不可能了。因为他们毕竟是玄宗的亲人，不要说他们不敢去做这种触犯人伦忌讳的事情，就算是他们敢，玄宗自己的脸面也挂不住。
所以说，恰恰是因为把儿媳推荐给公公的这种做法有些冒险和犯忌，恰恰是因为朝野上下、宫廷内外都没有人敢做，高力士才必须挺身而出。换言之，他所处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决定了他就是做这件事的不二人选。至于说高力士这么做是不是在“找死”，我认为有待商榷。因为有唐一代胡风很盛，虽然也有三纲五常的礼教约束，但是人伦大防毕竟比其他朝代松弛得多，没有那么多道德藩篱和伦理禁忌，所以前有太宗李世民纳弟媳为妃，后有高宗李治立庶母武媚为后，再后来才有玄宗李隆基纳儿媳为妃的这一出。也就是说，所有这些有悖伦常的现象，均可谓时代风气使然，不值得后人大惊小怪。因此，若说高力士把杨玉环推荐给玄宗多少有点冒险和犯忌，那是实情，可要说是在“找死”，未免就言过其实了。
或许高力士当时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创造机会让杨玉环来到玄宗身边，让他们来一次零距离接触，让杨玉环更好地展示自己的冠代姿色和绝世才艺。如果玄宗能因此重燃爱情火苗，那当然最好；要是不乐意，那就另外再挑。对高力士来讲，他只负责推荐，这个不行再换下一个，并不是要把杨玉环打扮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窈窕淑女塞给玄宗。
再者说，作为玄宗当年亲自选中的儿媳，玄宗当然很清楚杨玉环的长相，而且对她的美貌肯定印象深刻。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他当时毕竟是用挑儿媳的眼光来看杨玉环的，儿媳再怎么美，他当公公的人也只能抱着“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心态，欣赏欣赏罢了，不可能有什么非分之想。可武惠妃死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任何一个女人出现在他面前，玄宗首先关心的东西只能是——她能不能成为我的爱人？而绝不会是——她原本是谁的爱人？至于说最后如何把儿子的爱人巧妙地变成自己的爱人，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综上所述，这个在公媳之间牵线搭桥的另类月老，除了高力士，不可能有第二个人。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十月，在高力士的精心安排下，杨玉环前往骊山（今陕西临潼县境内）的温泉宫（即华清宫）与玄宗李隆基相会。这一年，杨玉环二十二岁，李隆基五十六岁。
一场缠绵悱恻、千古传诵的爱情故事就此拉开序幕。
没有人知道杨玉环在这一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境。或许有几分愕然与惶恐，也有几分对过去生活的依恋，然而与此同时，肯定还有几分朦胧的喜悦，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希冀。毕竟，能够得到皇帝的恩宠，是古代女子所能享有的最大的福分，是六宫粉黛、三千佳丽梦寐以求的事情。杨玉环虽然嫁入帝王家的时间不长，对争位夺宠的后宫斗争没什么概念，但她毕竟是一个“智算过人”的女人，仅凭直觉，她也能体会到此次“骊山相会”对她而言意味着什么。
就像四年前从一个普通的民间女子忽然变成寿王妃一样，此刻摆在她面前的，同样是一个彻底改变命运的机会，甚至比当初那个机会更加稀有难得，弥足珍贵！所以，无论此刻杨玉环心里有多少愕然与惶恐，也无论有多少对寿王割舍不下的情分，她都会把它们深深地掩藏在心底，然后毫无保留、不遗余力地向这个天下最尊贵的男人，展现出她那绝世无双、撼人心魄的女性魅力！
于是，就在这座云蒸霞蔚、温暖如春的华清宫中，年过半百的李隆基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杨玉环，爱上了当初由自己亲自选中的这个儿媳。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白居易《长恨歌》）
须臾花开，刹那雪乱。
那一瞬间，李隆基被一种暌违已久的激情撞击得头晕目眩。
他从来没有想到，他那早已枯萎的爱情之树，竟然还能在这个万物凋零的冬天里，重新绽放出一抹生机无限的新绿……
毫无疑问，就在这短短十几天的骊山相会中，玄宗李隆基已经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后半生，他无论如何都要与杨玉环长相厮守！
可是，杨玉环眼下的身份还是寿王妃，是自己的儿媳，要如何才能冠冕堂皇地把她变成自己的女人呢？
直接娶过来肯定是不行的，必须想一个巧妙的办法。
办法很快就有了。
玄宗有先例可循。想当年，高宗李治在纳庶母武媚为妃之前，武媚不是也曾经到感业寺当了一段时间的尼姑吗？如今，玄宗正大力推崇道教，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杨玉环“出家”当女道士，先剥离她寿王妃的身份，然后再暗度陈仓地将她纳入自己的后宫。
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正月初二，是玄宗母亲窦太后的忌辰，玄宗借着为母亲追福的名义，以杨玉环“自愿”出家为由，颁下一道诏书，宣布：“寿王妃杨氏，素以端懿，作嫔藩国，虽居荣贵，每在精修。属太后忌辰，永怀追福，以兹求度，雅志难违。用敦宏道之风，特遂由衷之请，宜度为女道士。”（《全唐文》卷三五《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
就这样，杨玉环身穿道袍，头戴黄冠，离开了寿王府，进入了玄宗为她在大明宫中特置的一座道观，成了一个女道士，道号“太真”。
在后来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杨玉环一直以这个掩人耳目的身份和玄宗在一起。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杨玉环随同玄宗再登骊山，在华清宫住了二十多天。当玄宗一行回到长安后，众人蓦然发现，就在不知不觉之间，“杨太真”已经脱下道袍，摘下黄冠，穿上了华美的曳地长裙，戴上了从前的金钗玉簪，然后和玄宗一起住进了兴庆宫。
至此，玄宗的暗度陈仓之计大功告成。虽然杨玉环表面的身份仍然是女道士，但是在宫中，所有人都跟随玄宗称呼她为“娘子”，而杨玉环在宫中的地位和待遇也已形同皇后。
杨玉环有三个姐姐，据说“皆有才貌”，所以她得宠后，三个姐姐也来到长安，均获玄宗宠幸，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四个姐妹“并承恩泽，出入宫掖，势倾天下”（《旧唐书·杨贵妃传》）。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八月，杨玉环在当了五年名不正言不顺的“娘子”之后，终于被玄宗正式册立为贵妃。而在此之前，玄宗已经替寿王另选了一位姓韦的王妃。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杨贵妃与过去的“寿王妃”已经彻底割断了一切关联，而她与玄宗的爱情也终于结束了地下状态，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随着杨贵妃身份的确立，杨氏一门也随之飞黄腾达。父亲杨玄琰被追赠太尉、齐国公，母亲追封凉国夫人；叔父杨玄珪任光禄卿，兄杨铦任鸿胪卿，堂兄杨锜任侍御史，并娶武惠妃之女太华公主。
令人感到十分奇怪的是，杨氏满门皆随杨贵妃鸡犬升天，偏偏当年收养她的叔父杨玄璬反而湮没不闻，似乎被人彻底遗忘了。
就算他人已亡故，也应该像杨玄琰那样被追封，怎么会被人忘得一干二净呢？
其实，并不是杨贵妃忘恩负义，而是她有难言之隐。
准确地说，这是她和玄宗共有的难言之隐。
因为玄宗当年把杨玉环立为寿王妃时，诏书上明白写着“尔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璬长女”，亦即把杨玉环视为杨玄璬的女儿。如今杨玉环既然成了玄宗的贵妃，那她之前作为寿王妃的那段历史就必须被淡化，甚至是抹掉。所以，如果杨玄璬仍旧出现在推恩封赏的名单中，那无异于主动承认杨贵妃就是当年的寿王妃。试问，玄宗能这么做吗？
当然不能。
因此，杨玄璬就必须被遗忘！换言之，玄宗必须让世人相信——现在的这个杨贵妃只是杨玄琰之女，与从前的那个“杨玄璬长女”并不是同一个人。
即便这只是一种欲盖弥彰、自欺欺人的做法，但对唐玄宗和杨贵妃来说，却不能没有这样的一层遮羞布；对于广大不知宫闱内情的百姓而言，或许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障眼法。
从杨玉环被立为贵妃的这一年起，杨氏一族迅速成为大唐帝国最有权势、最为煊赫的家族。韩、虢、秦三夫人及杨铦、杨锜五家“每有请托”，天下各级官员无不将其视为圣旨，必倾尽全力办理，巴结奉承唯恐不及，故而诸杨府邸总是“四方赂遗，其门如市”。诸杨还在京城中竞相修建豪宅，“甲第洞开，僭拟宫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每建一宅，往往耗费千万，并且相互攀比，以奢侈为尚，如果发现别家宅第比自家的更豪华，当即把新宅推倒重建，“土木之工，不舍昼夜”。
每年冬天，玄宗必携杨贵妃行幸华清宫，而大宦官高力士必为杨贵妃牵马执鞭，韩、虢、秦三夫人和杨氏族人亦必随行。诸杨仪仗浩浩荡荡，每家一队，每队各穿不同颜色的衣服，相互映照，如同百花盛开，令山川一片锦绣；一路上前呼后拥、环佩叮当，据说队伍所过之处，珠翠玉簪、金银饰物竟然遗落满途、俯拾即是……
“开元以来，豪贵雄盛，无如杨氏之比也！”（《旧唐书·杨贵妃传》）
杨贵妃一人得宠而满门皆贵的事实，对当时重男轻女的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以至民间歌谣纷纷传唱：“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君今看女作门楣”。
然而，尽管唐玄宗对杨贵妃的专宠超过了普天下的任何一个女人，可偌大的后宫毕竟是一座千芳竞妍的大花园，玄宗有时候也难免会对一些较为出众的嫔妃产生好感。而杨贵妃虽然知书达理、秀外慧中，但毕竟是一个女人，而女人天生就是善妒的动物，因此难免也会打翻醋坛子。仗着天子的深宠，杨贵妃一喝起醋来，劲头还挺大，“常因妒媚，有语侵上（玄宗）”（郑綮《开天传信记》）。
史载，玄宗因此龙颜大怒，曾先后两次把杨贵妃遣出了宫。
第一次是在杨贵妃被册封的次年，玄宗命高力士把她送回了她兄长杨铦府中，相当于把她轰回了娘家。可早上刚刚把人赶走，玄宗下午就后悔了，但又碍于天子颜面，不愿开口把她接回来，于是就找借口大发脾气，“暴怒笞挞左右”。精明的高力士很清楚天子在想什么，便“伏奏请迎贵妃归院”。玄宗赶紧就坡下驴，当天夜里就命高力士把杨贵妃接回了宫中。杨贵妃回宫后“伏地谢罪”，而玄宗当然也是“欢然慰抚”，于是二人重归于好，并且“自是宠遇愈隆”（《旧唐书·杨贵妃传》）。
第二次是在天宝九年（公元750年），杨贵妃因为吃醋被玄宗再度赶回了娘家。当时的著名酷吏吉温为了讨好杨贵妃，遂入宫启奏，故意正言反说：“妇人智识短浅，忤逆圣情，然而贵妃久承恩顾，就算要将她治罪，也应在宫中进行，何忍让她受辱于外？”玄宗闻言，马上命宦官前去给贵妃赐御膳。杨贵妃哭着对宫使说：“妾忤圣颜，罪当万死。衣服之外，皆圣恩所赐，无可遗留，然发肤是父母所有……”（《旧唐书·杨贵妃传》）话音未落便泣不成声，旋即剪下一缕秀发，让宫使带回。玄宗一见断发，顿时又惊又怜，慌忙命高力士把杨贵妃接了回来。
唐玄宗虽然贵为皇帝，而且此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论年纪完全当得起杨贵妃的父亲，可当他和杨贵妃一起沉醉在爱情中的时候，还是跟世上任何一对小夫妻没啥两样，床头打架床尾和，而且越吵感情越好，越闹恩爱越深。
换言之，这样的小打小闹纯属爱情游戏中不可或缺的助兴节目，不仅无伤大雅，而且适足以让双方更加珍惜这份“忘年”的情缘。
到头来，依旧是“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白居易《长恨歌》）。
天宝年间，宫中专门为杨贵妃织造衣物的织锦和刺绣工匠就有七百人，为她雕刻熔造各种金属器物的工匠也有数百人。此外，扬州、益州、岭南等四方官吏也争相进贡各种奇珍异宝和“奇服秘玩”，从而博得天子和贵妃欢心，相继加官晋爵，擢居显位。
杨贵妃生于蜀地，喜欢吃荔枝，玄宗就命专人从岭南运来，沿途驿站备有专骑专使，一站一站接力，昼夜兼程，片刻不停，因而荔枝虽跨越数千里运送，抵达长安后却依然肉鲜味美。杜牧那首著名的《过华清宫》，写的就是飞骑千里送荔枝的故事：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自古以来，描写杨贵妃的诗歌可谓不胜枚举，但是描摹最为传神、最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诗作，还是要数李白的《清平调词》三首。
就在杨玉环以“娘子”身份入宫的不久后，李白也奉玄宗之召，意气风发地来到了长安。
此时恰值天宝元年，正是一个极盛时代刚刚拉开大幕的时刻。
就是在这个锦天绣地、歌舞升平的盛世舞台上，旷世才子李太白、千古帝王唐玄宗、绝代佳人杨玉环，这三个千年不遇的人物，将在同一盏聚光灯下，为世人联袂演绎一出千古佳话……
李白：落入凡间的天人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生于公元701年（武则天长安元年）。关于他的籍贯，在历史上有两种说法：《旧唐书》说是“山东人”（泛指崤山以东，亦即今天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新唐书》则说他是十六国时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若按此说，李白的籍贯应是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李白自己在《与韩荆州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故此说当可成立。
除了籍贯，李白的出生地也是一个历来争讼不已的谜。
《新唐书》称：“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意思是他的祖辈在隋朝末年因罪流放西域，直到神龙初年才潜逃回来，客居今四川阆中一带，他母亲就在这里生了他。此外还有一个说法，出自范传正所撰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范传正是李白的好友之子，曾于唐宪宗元和末年为李白迁墓。他在迁墓后新撰的碑文中称，李白的祖辈因“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郭沫若据此考证，认为李白出生在中亚的碎叶，即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的托克马克市附近。当今的学术界对此仍有争议，尚无定论，但大部分人同意此说。
据说李白出生时，他的母亲曾梦见太白金星，遂为他取名“白”，字“太白”。大概在五岁左右，李白随父母迁居绵州昌隆县青莲乡（今四川江油市）。史称李白从小就有文学天赋，十岁即精通诗文，有一次还曾梦见笔头生花，后人遂以“妙笔生花”来形容一个人在写作方面所具有的高度才华。
李白不仅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而且“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新唐书·李白传》），俨然就是一个豪气干云的侠士和剑客。《旧唐书》称他“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在李白的心目中，大丈夫就不能一辈子坐在书斋中寻章摘句、皓首穷经，而应该抱着“四方之志”，仗剑游历天下，同时更要进入仕途，实现辅佐帝王、澄清海内的政治理想。用李白自己的话说，就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为了追求这样的人生理想，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李白在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秋，离开了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了豪迈而壮阔的云游生涯。他自峨眉山出蜀，� ��江东下，渡荆门，至江陵，游洞庭，登庐山，又先后游历了金陵、扬州等地。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李白来到安陆（今湖北安陆市），在这里娶了已故宰相许圉师的孙女为妻，从此寓居此地。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年届而立的李白离开安陆，第一次来到长安，开始寻求从政的机会。当时，唐玄宗的妹妹、已入道多年的玉真公主在终南山建有别馆，常有文人雅士如王维、储光羲等人在此聚会，李白也躬逢其盛，与这些朝野名士广为交游。与此同时，李白还拜谒了京师的许多名流政要，希望通过他们的荐引入朝为官，然而盘桓数载，始终未能如愿，只好怏怏离去。
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李白沿黄河东下，先后漫游了太原、洛阳、江夏（今湖北武汉市）等地。数年后，其妻许氏去世，李白移家东鲁，寓居任城（今山东济宁市），期间与孔巢父、韩沔、裴政、张叔明、陶沔等人隐居于徂徕山，日日酣歌纵酒、吟诗作赋，人称“竹溪六逸”。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南游会稽，与道士吴筠成为好友，二人结伴隐居于剡中（今浙江嵊州市）。不久，吴筠奉召入宫，旋即向玄宗推荐李白。当时，李白的诗名早已传遍朝野，尤其是时任太子宾客的贺知章，在见过李白的几首诗作后，忍不住大为赞叹：“此天上谪仙人也！”（《旧唐书·李白传》）于是，在玉真公主、吴筠、贺知章的联袂推荐下，玄宗终于下诏征召李白入朝。
这些年里，尽管李白表面上一直在纵情山水、寻仙访道，可内心深处那种建功立业的理想却始终不曾淡忘。所以，接到天子诏书的那一刻，李白顿时手舞足蹈，欣喜若狂。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从李白当时所作的这首诗中，我们不难想见他的兴奋与喜悦之情，亦不难想见他的自负与疏狂之态。
天宝元年秋天，时年四十二岁的李白第二次来到长安，受到了玄宗极大的礼遇。据唐人李阳冰（李白的族叔）在《草堂集序》中记载，当时玄宗曾“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意思是玄宗不仅走下车辇步行迎接，而且设宴为李白接风洗尘，甚至亲手为他调理羹汤。这几个细节虽不见得完全可信，但是李白此次入京受到了玄宗的热情接待，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随后，李白被玄宗任命为翰林待诏。
尽管这次终于达成了入仕的心愿，但所谓翰林待诏，只是个没有任何职权的文学侍从，相当于天子的高级门客，整天被锦衣玉食供着，唯一的任务就是奉旨赋诗作文。很显然，要在这样的职位上施展政治抱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李白的才华毕竟摆在那儿，即便只是御用文人，即便心里头很不快乐，可在供职翰林期间，他还是为后世留下了一组富有艺术魅力的诗作。
那就是赞美杨玉环的《清平调词》三首。
大约在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春天，正值百花盛开、牡丹绽放的季节，有一天，玄宗携杨玉环在兴庆宫龙池东的沉香亭前赏花，著名的宫廷乐人李龟年带着一帮梨园弟子随侍在侧。当李龟年等人正准备奏乐演唱为天子助兴时，玄宗忽然开口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韦睿《松窗录》）遂命李龟年带着“金花笺”去让李白填写新词，于是就有了这三首脍炙人口的千古名作：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
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应该说，这组赞美诗纯属应景之作，可李白之所以是李白，就在于即便是应景之作，也可以被他写得如此惊才绝艳、超凡脱俗。
第一首的意思是：我望见天上的云彩，就仿佛见到你的衣裳；我看见妩媚的花朵，就会联想起你的容颜。春风吹拂之下，你像一朵雍容的牡丹被晶莹的露水点染。我在想，倘若不是在王母娘娘的群玉山头见过你，那一定是在瑶池蟾宫中与你有过一面之缘。
第二首的意思是：你像一枝红色的牡丹吐露芬芳，就连楚襄王梦中的巫山神女也比不上你的娇艳。要问谁能似你这般国色天香，恐怕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汉宫中的赵飞燕。只可惜她要与你相比，也必须凭借脂粉与盛妆的渲染。
第三首的意思是：名花与美女相互映衬，让君王面带笑容长久凝望。这一刻，无论再多的春愁春恨也能刹那消解，涣然冰释。因为，有这么美的鲜花绽放在沉香亭前，何况还有比花更美的美人，正风情万种地斜倚着栏杆。
玄宗见诗，顿觉春风扑面，春色满眼，自然是龙心大悦，立刻命李龟年等人“调抚丝竹”，引吭高歌。
从此，玄宗对李白的才华更加赏识，“爱其才，数宴见”（《新唐书·李白传》）。
然而，这不是李白想要的。
因为，李白之所以入仕，就是要像一个宰相那样治国经邦、济世安民，实现“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理想，可如今他虽获天子荣宠，却只是一个不尴不尬的文学侍从。如此际遇，岂能不令他心灰意冷、满腹不平？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说到底，李白只是一个诗人。
他终究只是一个把内心的自由愉悦看得比外在的功名利禄重得多的诗人。
所以，他注定不可能在仕途上获得成就，也注定不可能实现他那远离现实的政治理想。
他没有政客的世故、练达、能屈能伸，也看不惯官场上的虚伪和倾轧之风，更看不惯权贵们粗鄙傲慢的嘴脸。这样一个豪放不羁、自命清高又多愁善感的“谪仙人”，又怎么可能在阴暗而复杂的官场中生存和立足呢？
说到底，九重宫阙只能禁锢他的性灵，扼杀他的才华。
他的世界根本就不在这里！
意识到这一切之后，李白开始有意无意地放浪形骸。他原本嗜酒，如今更是有理由把自己泡在酒池里了。随后的日子，无论是在长安的街肆坊间，还是在皇家的森严宫阙中，他时常喝得酩酊大醉、浑然忘我，把一切世俗规范和宫禁律令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就这样，李白喝着喝着，就在“诗仙”之外，又博得了一个以“仙”命名的雅号——酒仙。人们把他和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并称为“饮酒八仙人”。杜甫就曾经在《饮中八仙歌》中写道：“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那个让后人津津乐道的“力士脱靴”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说的是李白有一天又喝得醉醺醺的，玄宗有事召他上殿，他借着酒劲，故意命高力士帮他脱靴，高力士虽然硬着头皮帮他脱了，可从此对他恨之入骨。事后，高力士就在杨玉环跟前大肆挑拨，说李白在诗里面将她比作赵飞燕，是在暗讽她，骂她是红颜祸水。杨玉环一听，当然是恼羞成怒，随后就对玄宗大吹枕头风，极力说李白的坏话。
这个故事在很多史书中都有记载，如新旧《唐书·李白传》《唐国史补》《酉阳杂俎》等，但是后世史家大多断定此事不实，认为这是后人为了拔高李白、贬低当权宦官而虚构出来的故事。其理由是：一、高力士贵为三品将军，深受玄宗宠幸，势倾内外，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不可能替李白脱靴；二、假如李白真的在诗中暗讽杨玉环，玄宗和杨玉环都不会看不出来，所以无须等到高力士来进谗言，才恍然察觉诗中之意。
如果说“力士脱靴”的一幕纯属虚构，李白也没有得罪高力士和杨玉环，那么他后来又是因为什么才离开长安的呢？
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李白自己想离开。因为，他在长安壮志难酬，深感压抑和苦闷，只有离开朝廷才能获得解脱；其次，朝中的一些权贵可能也看不惯他那目中无人的姿态和狂放不羁的言行，所以一直在想方设法排挤他。
“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从李白在供奉翰林后期写下的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他遭到排挤后的抑郁和孤愤之情。
天宝三年秋天，李白自知留在宫中已经毫无意义，遂“恳求还山”。而此时，玄宗对这个恃才傲物、日日烂醉如泥的家伙也逐渐丧失了好感，遂当即允准，“赐金放还”。
就这样，李白结束了短短两年的仕宦生涯，重新“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旧唐书·李白传》）。
据说李白离京之后，曾前往华山，途经华阴县衙时，醉酒骑驴，旁若无人。当地县令大怒，把他叫到庭下，大声质问：“汝何人，敢无礼？”李白眯着一双惺忪醉眼瞧了瞧县令，也不报姓名，只说了下面这句话：“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唐才子传》）
县令闻言，既惊且愧，连声拜谢道：“不知翰林至此，恕罪恕罪！”
李白朗声长笑，飘然而去。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突然爆发，叛军铁骑倾巢南下，玄宗仓皇亡奔蜀地。顷刻间，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一个歌舞升平的煌煌盛世就此崩坍。
李白在战乱中避居庐山，应时任扬州节度使的永王李璘（玄宗十六子）之邀，出任其帐下幕僚。李白此举，一来是为了求得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二来也是心存“欲济苍生未应晚”的念想，期望能在永王麾下建功立业，救黎民于水火，挽国家于危亡。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永王东巡歌》之十一）
然而，无情的命运再一次嘲弄了李白。
因为永王李璘并不是想光复李唐社稷，而是企图与肃宗李亨分庭抗礼，趁乱占据半壁江山。不久，永王兵败，李白受到牵连，本来论罪当诛，所幸郭子仪求情，才改为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县）。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行至流放中途，恰逢朝廷大赦，遂放还。接到赦令时，李白惊喜交加，就在返程的路上，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遇赦之后，李白已是年近花甲、老病侵寻，可他依然在满目疮痍、伤痕累累的故国山河中执着地行走。
陪伴这个行吟诗人的，只有他的诗，还有他的酒。
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六十三岁的李白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关于李白的结局，历来有三种说法：一种以《新唐书》为代表，说他病逝于安徽当涂；一种以《旧唐书》为代表，说他“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今属安徽）”；最后一种说法以《唐才子传》为代表，说李白“度牛渚矶，乘酒捉月，遂沉水中”。
第一种说法就像冷冰冰的官方讣告，第二种说法稍稍具体了一点，可还是失之简略，只有第三种说法不仅说出了死因、描写了细节，而且最富有诗意，也最合乎李白浪漫主义诗人的身份和性格。
然而，我情愿认为这三种说法都不对。
因为，李白本来就是一个落入凡间的“谪仙人”，所以我情愿认为：他既非病死，也不是醉死和溺死，而是化成一道光，回天上去了。
他爱过痛过，哭过歌过，给后世留下一千多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语）的性灵文字，然后倦了累了，于是悄悄脱下尘世的衣裳，化成一道光，回天上去了。
如若不是一个落入凡间的天人，又怎么可能“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也许，李白本来就不属于这个世界。
好在他留下来的诗篇，永远属于盛唐，属于我们。
口蜜腹剑：权力的独角戏
自从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张九龄罢相之后，帝国朝堂忽然间就安静了下来，宰相之间那种你争我夺、激烈对决的现象一下子就消失了，大擂台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大舞台。
历史的聚光灯下，只剩下一个人在舞台上翩翩起舞。
这是一场权力的独角戏。
表演者是李林甫。
他目光从容，姿态优雅，举手投足都是那么沉着老练、有板有眼，让万千看客看得目不转睛、全神贯注，令贵宾席上最尊贵的观众李隆基也不禁觉得——没有早用李林甫简直是一种错误！
是的，李林甫太让玄宗感到满意了。
他不仅把各项政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让玄宗卸下了扛在肩头多年的政治重担，而且和搭档牛仙客也是配合默契，空前团结，让玄宗根本不用烦心和操心。此外，自从李林甫上台后，文武百官也是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拉帮结伙打群架了。就连平日里动不动就上疏直言朝政、批评玄宗耽于逸乐的谏官们，现在也都噤声闭口，一个个自觉主动地参与到了和谐朝廷的建设中来，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政治局面啊！（《旧唐书·李林甫传》：“上在位多载，倦于万机，恒以大臣接对拘检，难徇私欲，自得林甫，一以委成。故杜绝逆耳之言，恣行宴乐，衽席无别，不以为耻，由林甫之赞成也。”）
李林甫确实是一个长袖善舞的独角戏表演者。无论是对付搭档，对付满朝文武，还是对付御史台的谏官，李林甫都自有一套办法。
首先来看李林甫的搭档牛仙客。
李林甫当初之所以力挺这位仁兄入相，就因为他是小吏出身，常年驻守边疆，对中央政务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这种人来做他的副手，当然只能充当应声虫的角色。而对于李林甫的提携，牛仙客自然也是感恩戴德，所以入相之后，一直对恩公李林甫俯首帖耳、唯唯诺诺。李林甫叫他向东他不敢向西，李林甫叫他吃干他不敢喝稀。因此，宰相班子自然就能“配合默契、空前团结”了。
其次来看文武百官。
李林甫取代张九龄成为首席宰相后，马上搬出当年裴光庭实行的那套“循资格”制度，规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一律要论资排辈，按照年限和资历决定升迁。有一些才能卓异但是资历不够的，就算政绩突出，升迁呼声很高，李林甫也会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拒之门外。如此一来，那些对李林甫具有潜在威胁的竞争者、或者是他政治上的反对派，自然就难以出头冒尖了。与此同时，那些善于钻营、主动向他靠拢的，李林甫自然有各种办法将他们破格提拔。所以，凡是在李林甫执政之后升上来的，大多是他的党羽，当然不会和他唱对台戏。
最后来看御史台的谏官。
李林甫自己在御史台干过，所以他很清楚，对于一个独揽朝纲的宰相而言，谏官的弹劾是最具有杀伤力的一种威胁。为了彻底消除这种威胁，李林甫刚刚就任中书令不久，就专门召集了朝廷的全体谏官和言官，对他们作了一次重要讲话。
他说：“如今，英明的领袖在上面指引我们，我们紧跟着走还来不及，根本无须发表言论！诸君没看见朝堂上的那些仪仗马吗？如果保持沉默，就能吃到三品的饲料，要是敢自由鸣放，只需一声，立刻被驱逐出去，悔之何及啊！”（《资治通鉴》卷二一四：“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
众谏官面面相觑，集体沉默。
李林甫环视会场，点头微笑。
会后，只有一个人没有充分理解领导的讲话精神。那是一个叫杜琎的补阙，他一散会就不知好歹地鸣放了一下，上了一道奏疏议论朝政，结果第二天就被逐出朝廷，贬到一个穷乡僻壤当县令去了。
从此以后，大唐官场就鸦雀无声了。
在首席宰相李林甫的英明领导下，帝国朝堂上上下下都充满了安详和乐的气氛。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秋天，有一群喜鹊居然飞到了大理寺监狱的一棵树上筑巢，大理寺少卿徐峤赶紧上疏说：“今年天下判死刑的才区区五十八人。大理狱的庭院，向来相传杀气太盛，连鸟雀都不敢栖止。如今居然有喜鹊在树上筑巢，这真是稀有难得的祥瑞啊！”
一时间，满朝文武纷纷上表，说天下几乎不用刑罚了，真是可喜可贺。玄宗龙颜大悦，认为这是宰相执政有方所感召的祥瑞，立刻下诏赐爵，封李林甫为晋国公，牛仙客为豳国公。
随后的几年中，李林甫的权势越来越大，在中书令之外，又遥领陇右、河西节度使，兼吏部尚书，总文武选事。应声虫牛仙客也跟着沾光，在侍中之外，又遥领河西节度副使，兼兵部尚书。
作为帝国权力舞台上唯一的表演者，李林甫当然不会允许任何人和他同台竞技。
自从他上台的那一天起，他就在自己和玄宗周围画上了一条无形的警戒线——线内是他和天子的专属区，任何人都不得越雷池半步！
一旦李林甫发现玄宗对某些人表露出了异乎寻常的垂青，就会在第一时间出手，把那个人的入相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并且将其牢牢钉死在冷板凳上，变成政治上的废人。
当然，李林甫的斗争方式是相当温柔的，整人手段也是非常巧妙的。作为中国历史上最知名的整人高手之一，他要是想收拾谁，一定会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而且经常是把人卖了还让人帮他数钱。
众所周知，玄宗是一个爱好风雅的皇帝，当初张九龄在的时候，玄宗虽然讨厌他的犯颜直谏，但是对他的才学和风度一直是非常欣赏的。所以自从张九龄离开朝廷后，玄宗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张九龄病逝于荆州长史任上，玄宗听到消息后，更是满怀怅惘，追思不已。此后，每当李林甫要推荐什么官员入朝，玄宗总是会情不自禁地问：“风度得如九龄否？”（《旧唐书·张九龄传》）
可想而知，每次听到这句话，李林甫心里就会一阵阵泛酸。
受够了，人都入土了，怎么还虽死犹生、阴魂不散呢？
尽管玄宗很看重李林甫精明而务实的理政才能，可他的不学无术却始终让玄宗引以为憾。所以玄宗的目光总是在满朝文武中来回逡巡，希望能有一个像张九龄那样气质优雅、风度翩翩的大臣来继任宰相，以此弥补内心的缺憾。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玄宗期待中的人终于出现了。
这是暮春三月的一天，风和日丽，蝶舞莺啼，玄宗心情舒畅，便在勤政楼上垂着帘子，命乐工在勤政楼下演奏乐曲。也许是明媚的春光和悦耳的曲声让玄宗有些心醉神迷，所以当清秀俊朗的兵部侍郎卢绚骑着一匹白马从楼下缓缓走过时，玄宗一瞥之下，顿时惊为天人，忙不迭地对着身边的宦官赞叹，说卢绚气质超凡出尘，大有张九龄当年的风采。
卢绚出身于范阳卢氏，也是历代显赫的世家大族，难怪玄宗会一见倾心。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卢绚入相就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然而，李林甫早就重金买通了天子身边的宦官，所以玄宗赞叹卢绚的那些话，当天就传进了他的耳中。
李林甫不动声色，很快就找到了卢绚的儿子，一番嘘寒问暖之后，对卢公子说：“令尊素有清望，如今交州和广州一带缺乏有才干的官员，圣上打算派他去，你认为如何？”
卢公子一听就傻眼了。
那交州、广州是什么地方？岭南边瘴之地啊！父亲在朝中待得好好的，一旦调任交、广，那不是形同贬谪吗？这辈子八成是回不来了。
一看卢绚的儿子急得满头大汗，李林甫马上用一种体贴的口吻说：“如果怕去偏远的地方，就有违抗圣命之嫌，难免要被降职。依我看，不如主动向皇上提出来，要求调任太子宾客或太子詹事之类的职务，去东都洛阳就任。这也是优礼贤者的办法，你看怎么样啊？”
卢公子如释重负，对李林甫千恩万谢，回去之后和老爹一商量，第二天就按照李林甫的意思，主动向玄宗提交了调职申请。
由于卢绚在朝中甚有人望，李林甫担心一下子让他去坐冷板凳会惹人非议，于是就先安排他去当华州刺史。卢绚到任不久，李林甫又对玄宗说，卢绚身体有病，听说在华州基本上都不怎么打理政务，还是给他调个闲职吧。玄宗一听，虽然觉得很可惜，但也没什么话好说。随后，李林甫便正式把卢绚调任太子詹事，彻底杜绝了他进入政治中枢的可能性。没能起用卢绚为相，玄宗内心不免怏怏，一直想再物色一个和张九龄一样富有文学才华的人。不久，他果然想起了一个。
这个人就是张九龄当年的老部下，被李林甫排挤出朝的严挺之。
有一天朝会上，玄宗忽然对李林甫说：“严挺之如今在什么地方？这个人还是可以用的。”李林甫嘴上唯唯诺诺，可心里登时一紧。退朝后，李林甫连忙把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找来，说：“皇上对尊兄十分挂念，你何不上一道奏书，说尊兄得了风疾，申请回京师就医？”
作为外放官员，严挺之当然是眼巴巴地盼着有朝一日能重回天子脚下，所以当弟弟把李林甫的这个提议告诉他时，严挺之没有过多考虑，赶紧把申请报告打了上去。
随后，李林甫就拿着严挺之的报告对玄宗说：“严挺之人老多病，现在又得了风疾，看来应该给他个闲职，以便就医养病。”
玄宗深感惋惜，为此叹息良久。几天后，严挺之就成了太子詹事，到东都洛阳陪卢绚一块儿养老去了。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有一个叫裴宽的户部尚书又引起了李林甫的关注和警惕。
因为种种迹象表明，此人已有入相之势。
裴宽和张九龄、严挺之一样，早年也是以“文词”为晋身之阶，凭借文学才华入仕，但是和张、严二人比起来，这位仁兄的行政经验要丰富得多，实干能力也强得多。他曾先后在朝中担任户部侍郎、吏部侍郎、左金吾卫大将军等文武要职，又曾出任河南尹、太原尹、范阳节度使等封疆大吏，在朝中和地方都颇有政绩，声望卓著，深得历任宰相的赏识和推举，也极为玄宗所器重。玄宗曾赐他紫金鱼袋，又曾赠诗一首，其中一句是：“德比岱云布，心如晋水清。”对他的欣赏和倚重远远超越了一般朝臣。
这样一个能文能武，经验丰富、政治资本又极其雄厚的家伙，绝对是块当宰相的料，也绝对是李林甫的心头大患！
不把他搞掉，李林甫一天也不会安宁。
天宝三年岁末，从另一个姓裴的大臣身上，李林甫终于找到了整治裴宽的机会。
此人是刑部尚书裴敦复，他在这一年初奉诏出兵，剿灭了东南沿海猖獗一时的海盗，凯旋后受到玄宗的嘉奖。论功行赏之际，裴敦复拼命鼓吹海盗势力如何猖獗、平定海盗如何不易等等，同时趁机广开受贿之门，为行贿者冒领军功，博取官职。裴宽风闻裴敦复受贿冒功之事，就向玄宗打了小报告。不过因为没有证据，玄宗也就暂时按下不表。就在这时候，李林甫意识到收拾裴宽的机会来了。
由于耳目遍布朝廷，所以李林甫很清楚，裴宽自己的屁股也不干净，只要把他打小报告的事情告诉裴敦复，不需要李林甫亲自动手，裴敦复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把裴宽咬死。
这就叫借刀杀人。
随后，李林甫找来裴敦复，说：“你惨了，裴宽参你一本了。”
不出李林甫所料，裴敦复果然气得直跳脚，大骂裴宽忘恩负义，说裴宽过去也没少拿亲戚朋友的事来找他，现在居然倒打一耙，真是过河拆桥的卑鄙小人。
李林甫说：“那你还等什么？再不动手就晚了。”
裴敦复立刻行动起来，悄悄派人送了一笔重金给杨贵妃的姐姐秦国夫人。秦国夫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随即在皇帝跟前一个劲地为裴敦复美言，同时拼命给裴宽抹黑。
其时杨氏四姐妹正受天子宠幸，秦国夫人这枕头风一吹，裴宽当然就完蛋了。
几天后，眼看就要入相的裴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逐出了朝廷，贬为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太守。
裴敦复就此躲过一劫，从此对李林甫自然是感恩戴德。
可是，他毕竟是一把杀过人的刀，李林甫肯定不会留他。更何况，自从他搭上秦国夫人这条顺风船后，在玄宗心目中的地位就越来越高了，俨然已有取代裴宽入相之势，李林甫当然更不能留他了。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四月，李林甫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拿掉了裴敦复的刑部尚书之职，将他调任岭南五府经略使。
直到此刻裴敦复才幡然醒悟——原来自己被李林甫当枪使了！
裴敦复愤愤不平，迟迟不肯动身赴任，这一来又给李林甫抓住了把柄。李林甫旋即以抗旨不遵、擅自逗留为名，把裴敦复贬为淄川（今山东淄博市）太守。
在李林甫长达十九年的宰相生涯中，使用这种阴柔手段整人的故事可谓不胜枚举。人们总是一边对他心怀感激，一边又不知不觉地被他挤出权力核心，等到醒悟过来的时候，其政治生命早已被李林甫悄然终结。《资治通鉴》称：“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这就是成语“口蜜腹剑”的由来。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被李林甫用这一招轻易搞定。
比如应声虫牛仙客死后，继任宰相李适之就不是一颗可以随便拿捏的软柿子。此人向来对李林甫的专权极为不满，所以入相之后便屡屡跟李林甫叫板。
对付这种人，李林甫自然要收起温柔的假面，露出狞厉的真容。
其实，李林甫为自己的政敌本来就准备了两手。
软的那手叫作口蜜腹剑。
硬的这手就叫——罗钳吉网。
罗钳吉网：酷吏的兴起
李适之，李唐宗室出身，贞观朝废太子李承乾的孙子，神龙初年入仕，以务实和强干见称，历任左卫郎将、秦州都督、河南尹、御史大夫、刑部尚书等职，天宝元年入相，稍后又兼兵部尚书。
从李适之的仕途经历来看，其从政经验也算是相当丰富了，只可惜，此人性情疏阔率直，缺乏心机和城府，根本不是李林甫的对手。
比如他刚上台不久，就曾经被李林甫狠狠摆了一道。
有一回在朝堂上办公，李林甫主动凑过来跟他搭讪，聊了一会闲天后，李林甫忽然压低嗓门说：“我听说华山富含金矿，一旦开采出来，国库就不缺钱花了，但是皇上好像还不知道这事。”
李林甫说得一脸神秘，那意思是——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李适之心中暗喜，觉得这件事报上去足以邀功，于公于私都大有好处，没必要这么藏着掖着，于是第二天就向玄宗作了禀报。当然，他隐瞒了自己的消息来源。
玄宗听说有金矿，兴奋得两眼放光，连忙召见李林甫，问他有没有这回事。李林甫不紧不慢地说：“臣早就知道了，只不过华山是陛下的本命山，乃王气所在，不宜开采，所以臣一直不敢提起。”
玄宗一听，觉得还是李林甫想得周到，从此对李适之的印象一落千丈，过后就很不高兴地跟他说：“今后奏事，应当先和李林甫商议，不能再如此草率轻忽。”
李适之张口结舌，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得。
李林甫略施小计，就让李适之在玄宗面前栽了大跟头，但李适之毕竟是宰相，“金矿事件”顶多只能让他失去皇帝的信任，还不足以让他下台。
要想把李适之扳倒，就必须加大力度。
天宝四年五月，李林甫忽然指使手下控告兵部官员集体受贿，然后立即立案，一口气逮捕了兵部的六十多个官员，交付京兆府和御史台联合审理。可想而知，如果兵部官员集体受贿的罪名成立，作为兵部尚书的李适之绝对难逃干系，就算不被牵连进去，至少也要负失察之责。
然而，此事毕竟是子虚乌有，所以京兆府和御史台一连审了好几天，都审不出个子丑寅卯。时任京兆尹的萧炅（亦即当年被张九龄贬谪的那个“伏猎侍郎”）是李林甫的亲信，他知道，这个案子要是办不下来，自己肯定没法向李林甫交代。
情急之下，萧炅猛然想起了手下的一个法曹。他相信，只要让此人出手，骨头再硬的囚犯也会浑身酥软，乖乖就范！
这个即将出手的法曹，就是李林甫后来的得力鹰犬、天宝中后期大名鼎鼎的酷吏——吉温。
都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此话真是一点不假。这个吉温，就是武周年间著名酷吏吉顼的亲侄子。和吉顼一样，吉温生性诡谲阴险，心狠手辣，天生就是干酷吏的料。但是他生不逢时，没赶上女皇武曌实行特务统治的大好年头，而是碰上了政治稳定的开元时期，所以英雄无用武之地，直到天宝初年还一直混不出头，只当了个小小的万年县丞。
有一次，曾有人向玄宗推荐吉温，可玄宗亲自召见后，没说上几句话，就断定他是一个心术不正的小人，随后便对那个推荐人说：“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被皇帝下了这一句断语，无异于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要是换成别人，恐怕早就死了当官的这条心了。可吉温并没有因此气馁，而是相信自己总有出头之日。
因为他知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而只要有斗争的� ��方就有他的用武之地。所以他坚信，自己的酷吏天赋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
就是在这段郁郁不得志的日子里，吉温不断放出豪言：“若遇知己，南山白额兽不足缚也！”（《旧唐书·吉温传》）
如果能遇到赏识我的人，就算是终南山里最凶猛的野兽也可以手到擒来！
从这一点来说，吉温和李林甫倒是颇为神似——被人否定非但不会磨灭他们的斗志，反而会激发出他们与人斗、与天斗的决心和劲头。
当然，要在官场上混出点名堂来，光凭一股子狠劲是不行的，还必须有巧劲。而吉温恰好两者都不缺。除了拥有酷吏的天赋之外，他还有一样本事——巴结权贵。
尤其善于巴结当权宦官，比如高力士。
正是由于高力士这层关系，吉温才最终靠上了萧炅的码头。
说起吉温和萧炅，真是应了一句老话——不打不相识。他们两个人之间，本来是有过一段旧怨的。早先，萧炅曾经在洛阳担任河南尹，在任上出了事情，受到有关部门审查。当时吉温正在河南府下辖的新丰县担任县丞，有关部门听说他办案能力很强，就指派他去审理此案。吉温为了显示自己的能耐，就对萧炅施加了很多手段，把他搞得狼狈不堪。后来，由于李林甫力保，萧炅不仅没有出事，反而官升一级，被调到长安当了京兆尹。
巧合的是，萧炅荣升京兆尹不久，吉温也通过钻营调到了京畿万年县担任县丞，而萧炅恰好是他的顶头上司。
吉温心中暗暗叫苦。
那些知道内情的同僚也都异口同声地告诉他——这回你死定了。
是的，如果吉温没有后台的话，他这回绝对是死定了。
所幸，他有一个绝对过硬的后台——高力士。
而这个后台，恰恰也是萧炅极力巴结的对象。
所以吉温不会死。
不但不会死，他还会比一般同僚拥有更多出人头地的机会。只要让萧炅明白他和高力士的关系，再大的积怨也能涣然冰释，一笔勾销！
于是就有了下面这则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
吉温知道，每当高力士不在宫中当值的时候，萧炅必定会往他的府上跑。有一天，高力士没当班，吉温知道萧炅会来，便提前一步到了高力士府上。高力士明白吉温的用意，立刻与他促膝而坐，还握住吉温的手，称兄道弟，谈笑甚欢。
毫无疑问，萧炅进来的时候，正好迎头撞见了这一幕。
吉温作出一副惊慌的模样，连忙要起身回避。高力士大声说：“吉七，你不用走。”然后转头对萧炅说：“都是老朋友了，过来一块坐吧。”高力士用吉温的排行称呼他，显然是关系非常亲密的表现。
萧炅万万没料到，这个小小的县丞居然还能和高力士称兄道弟，连忙放下上司的架子，对吉温堆出满脸笑容，然后又是行礼又是让座，恭敬得不得了。
事后，吉温亲自到萧炅的府上拜访，用万分真诚和毕恭毕敬的口吻说：“萧大人，过去的事情，是因为吉某奉命行事，不敢违背国法。从今往后，吉某一定洗心革面，为大人效犬马之劳！”
吉温有那么硬的靠山，做事情又这么漂亮，萧炅有什么理由不和他化干戈为玉帛呢？
“炅复与尽欢。”（《旧唐书·吉温传》）
总之，一段旧怨就此烟消云散。萧炅随后就把吉温提拔为京兆府法曹。从此，吉温就成了萧炅的心腹。
有了高力士和萧炅这两座靠山，吉温又怎么可能不出头呢？
此刻，当萧炅因兵部的案子找到吉温时，这个多年来一直怀才不遇的未来酷吏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扬名立万的时候到了！
吉温走进关押兵部嫌犯的监狱时，脸上始终带着一种莫测高深的微笑。他让狱吏把那六十几个桀骜不驯的兵部官员集中到了院子里，然后笑盈盈地看着他们，甚至还和其中几个微微点了点头。
在此过程中，吉温一句话也没说。紧接着，他就返身走进关押重犯的牢房，下令提审其中的两名重犯。人犯提出来后，吉温照旧一言不发，只用眼色示意狱吏对这两个人用刑。
很快，一声比一声更为凄厉的哀号就从牢房中飞了出来，声声落进六十几个兵部官员的耳中。
他们的脸色在同一瞬间变得惨白。
几天来一直梗着脖子的这群硬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中交流着同一种不言而喻的恐惧。
最后，他们终于一个接一个地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并且争先恐后地喊道：“把笔和纸拿来，我们交代！只要留我等一条性命，我们什么都交代！”
随后，当吉温挨个提审他们时，这群吓破了胆的兵部官员纷纷自诬，对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所有渎职受贿罪行全部供认不讳。自始至终，吉温没动过半根手指头，没说过一句狠话，甚至脸上的笑容也未曾消失过。又有谁敢说，他这是刑讯逼供呢？
差不多只用了一顿饭的工夫，吉温就拿着六十几张白纸黑字的供状向萧炅复命去了。
后来，有关部门怀疑吉温使用了严刑逼供的手段，立刻派人去查，结果发现六十几名嫌犯全都毫发无损，最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全都是自愿招供，并未遭到任何迫害。
这起轰动一时的兵部官员集体受贿案就这么定案了。
当玄宗接到结案报告时，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自己的眼睛。
开什么国际玩笑？假如案情属实的话，那堂堂兵部岂不成了一个硕大的老鼠窝？朝廷颜面何存？自己这个当朝天子颜面何存？
但是六十几张白纸黑字的供状摆在眼前，又由不得你不信。
最后，玄宗只好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法，下诏对历任和现任的兵部侍郎进行了严厉斥责，相当于对他们进行了警告处分，但却只字不提兵部尚书李适之的失察之责，同时宣布赦免了所有的涉案官员。
玄宗如此淡化这件案子，委实出乎李林甫的意料。
案子虽然办下来了，罪名也都坐实了，可最后还是伤不到李适之一根汗毛，李林甫未免有些懊恼。
但是在懊恼的同时，李林甫也感到了莫大的喜悦。
因为通过这件案子，他得到了一个人才，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人才——吉温。
差不多在把吉温纳入麾下的同时，李林甫在御史台也物色到了一个同样擅长罗织罪案的高手。
他就是后来与吉温齐名的另一个酷吏——罗希奭。此人是李林甫女婿的外甥，原任御史台主簿，被李林甫提拔为监察御史，他虽然不如吉温那般阴险，但却比吉温更为苛酷猛厉、心狠手辣。
有了这两个得力鹰犬，李林甫可谓如虎添翼。
从今往后，只要罗希奭张开凶猛的钳子，吉温支起阴险的大网，大唐天下将再也没有李林甫办不了的案子，也没有李林甫搞不定的政敌！
东宫危情：韦坚谋反案
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春天，大唐帝京长安仍
然像往日那样花团锦簇、歌舞升平，然而没有人知道，此时此刻，一张阴谋之网已经悄然张开，即将引发一起震惊朝野的大案。
这起大案的幕后策划者就是李林甫，而他的目标将直指太子李亨（原名李玙，天宝三年改名）。
从李亨入主东宫的那一天起，李林甫就发誓总有一天要把他扳倒。可是好几年时间过去了，李林甫一直没有等到最佳的出手时机。
现在，时机终于成熟了。
因为有两个与太子关系密切的重要人物已经进入了李林甫的狙击范围，所以李林甫决定从他们身上下手，将他们与太子一网打尽！
这两个人，一个叫韦坚，一个叫皇甫惟明。
韦坚，太子妃的哥哥，财政专家，为人精明干练，几年前在江淮租庸转运使的位子上干得风生水起，每年替朝廷增收的赋税多达数百万，因此博得了玄宗的青睐，遂加银青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衔，又兼水陆转运使等职，一时间炙手可热，大有入相之势。此外，他又和宰相李适之过从甚密，俨然有联手对付李林甫的意思。为了防患于未然，李林甫遂于天宝四年九月推荐他担任了刑部尚书，同时解除了他在财政方面的多个兼职，表面上是提拔，实际上是剥夺了他的实权。
韦坚失势后，自然对李林甫恨之入骨，于是跟李适之的关系更为紧密，颇有些同仇敌忾的意味。
像这样的人，李林甫当然要尽早把他除掉了。
皇甫惟明，与太子和韦坚均为多年好友，时任河西、陇右节度使，不久前刚刚在边境大破吐蕃军队，立下赫赫战功，正受玄宗赏识。此人对李林甫的专权向来不满，这一年正月奉玄宗之召回朝献捷，遂乘机进谏，抨击李林甫擅权揽政，劝玄宗罢黜李林甫。
可想而知，这番谏言旋即一字不漏地落进了李林甫的耳中。
李林甫怒不可遏，遂授意自己的心腹、御史中丞杨慎矜密切监视皇甫惟明与韦坚的一举一动。在李林甫看来，此次皇甫惟明回朝，正是下手的良机。因为皇甫惟明作为太子的故旧和韦坚的朋友，值此新春佳节回京之际，不可能不与太子和韦坚来往走动，而只要他们在私下场合一碰头，李林甫就有办法让他们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们三个人的身份太特殊了。
皇甫惟明是什么身份？——手握重兵的大将。
韦坚是什么身份？——深受皇帝信任的外戚。
而李亨又是什么身份？——一个年近四十却仍然看不到登基希望的中年太子。
这三种角色搅在一起，难道还不足以令人产生某种微妙的联想？
会的，一定会的。只要李林甫掌握他们的行踪，再抓住他们暗中交通的把柄，就一定可以在玄宗脑中唤起某种微妙的联想。
不，是致命的联想！
从“太子”“外戚”“大将”这三个关键词，玄宗一定会联想到“政变”“逼宫”“篡位”这三个敏感词。将这些关键词和敏感词连在一起，就必定会形成这样的扩展内容——太子年长，已经失去了等待正常即位的耐心，遂与外戚和边将勾结，企图发动政变，废黜皇帝，然后登基继位！
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
一个年老的皇帝如果失去联想，皇权将会怎样？
李林甫相信，作为一个靠政变上台的皇帝，玄宗一定不会失去联想。对此，李林甫成竹在胸，深信不疑！
果然不出李林甫所料，天宝五年正月十五，元宵佳节的晚上，太子出游，与韦坚会面。片刻后，韦坚又赶赴景龙观，在僻静的道士房中与皇甫惟明密谈多时。
他们在谈什么？
没人知道。
不过也没必要知道。因为他们的这些诡异举动，全都没有逃脱御史中丞杨慎矜的监控。当天深夜，杨慎矜就赶赴李林甫家中，将他所掌握的情况一五一十作了禀报。
够了。
这就够了。
李林甫说，你马上回去写一道弹劾奏章，就说韦坚身为外戚，不应私下与边将交通。明日一早，你就把奏章递上去。
次日早朝，杨慎矜依计呈上奏章，李林甫当即出列，郑重其事地向玄宗指出：这是韦坚与皇甫惟明密谋，企图共同拥立太子，篡位登基！
玄宗暴怒。
一个老皇帝最敏感、最脆弱的那一根神经被触动了。
不，是被触痛了。
是日，韦坚和皇甫惟明被不由分说地拿下诏狱，李林甫立刻命杨慎矜、王鉷、吉温三个心腹一同出马，联手审理此案。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太子李亨就危险了。因为吉温等人一出手，韦坚和皇甫惟明十有八九扛不住，一旦从他们嘴里抠出什么不利于太子的供词，东宫很可能就要再度易主了。
然而，让李林甫意想不到的是，吉温等人未及动手，玄宗就下了一道诏书，以“干进不已”（意为钻营求进、贪得无厌）的罪名贬韦坚为缙云（今浙江丽水市）太守，以离间君臣的罪名贬皇甫惟明为播川（今贵州遵义市）太守。
很显然，玄宗是有意在淡化这件谋反案。虽然他也疑心韦坚和皇甫惟明确有不轨图谋，可他却不愿相信太子李亨参与了此事。对于一个年过六旬的皇帝来说，他已经没有那份心力再去应付一场废立太子的风波了，更没有勇气再去制造一幕“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伦悲剧。所以，只要太子李亨没干什么太出格的事情，玄宗宁可抱着难得糊涂的心态，将这起案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即便李林甫处心积虑，太子最后还是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他的暗算。
然而，这起“韦坚谋反案”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
因为，韦坚和皇甫惟明虽然遭到了贬谪，但他们毕竟还是一方太守，仍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同时，以他们为首的整个东宫集团的实力也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削弱。因此，为了防止他们反扑，李林甫就必须一鼓作气，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能不能扳倒太子暂且不说，至少也要利用这起案件，把韦坚、皇甫惟明、李适之等人置于死地！
韦坚一落马，李适之立刻生出了唇亡齿寒的恐惧。
他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压根不是李林甫的对手。
在李林甫的步步紧逼之下，连堂堂的帝国储君都朝不保夕、岌岌可危了，其他人还有什么本事跟李林甫斗？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后，李适之终于无奈地向玄宗递交了辞呈，请求退居闲职。
天宝五年四月，玄宗解除了李适之的宰相职务，将其罢为太子少保。李适之带着满腔的幽怨离开了相位，随即写下一首《罢相》，借以抒发自己的满腹怨气：“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
李适之非常好客，喜欢饮酒，据说有“一斗不乱”的海量，平日里经常邀朋喝友在家中聚宴。他这首《罢相》，既有自嘲之意，也不乏跟李林甫赌气和叫板的意味。他明明知道自己现在失势了，人们害怕得罪李林甫，肯定不敢再和自己来往，可他偏偏不信这个邪，故意在罢相之后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宴会，还命他的儿子、时任卫尉少卿的李霅写了一堆请柬到处去发——他就是想看看，平日里和他称兄道弟的那些朝臣们，到底还有几个是讲义气的，能够不惧李林甫的淫威，毅然登门喝他的酒！
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
很遗憾，答案是零。
满朝文武，亲朋故旧，没有一个人敢来喝他的酒。
岂料门前客，今朝无人来！
那天，李适之和儿子李霅眼巴巴地在大门口站了一天，愣是没等到一个客人上门。
桌子上的酒菜一点一点冷透的时候，父子二人的心也一点一点地凉透了。
这就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怪谁呢？
其实不能怪李适之跟李林甫赌气叫板，怪只怪他宦海一生，对人性居然还抱有如此不切实际的幻想。
李适之从此心灰意冷，决定在太子少保的闲职上安度晚年，再也不和任何人赌气，再也不和任何人叫板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他已经急流勇退，主动离开了相位，并且决意夹起尾巴做人，可李林甫还是时时刻刻惦记着他……
天宝五年秋天，韦坚在朝中任职的两个弟弟韦兰、韦芝不甘心他们的哥哥就此失势，忽然联名上奏喊冤，并且在奏章中还扯上了太子，说太子李亨说过什么什么话，对玄宗的做法也怀有极大的不满云云。
韦氏兄弟并不知道，他们这是在把太子往火坑里推，也是在给他们自己挖掘坟墓。
奏章呈上，玄宗勃然大怒。老子好不容易才把这事给压下去，你们这两个不知好歹的猪头，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
数日后，韦坚再度被贬为江夏（今湖北武汉市）别驾，韦兰和韦芝均被流放岭南。
太子李亨吓坏了，赶紧宣布和韦妃离婚，并郑重声明——自己绝不以亲废法。
民间女子离了婚还可以改嫁，可韦妃却没有这份自由。她被太子休掉后，唯一的出路就是遁入空门落发为尼，伴着青灯古佛了此一生。
趁着玄宗正在气头上，李林甫又进言说：“韦氏兄弟居然敢上疏喊冤，说明他们在朝中的势力不可小觑。据臣所知，李适之等人都是韦坚的朋党，正所谓除恶务尽，陛下应该对他们采取手段。”
随后，韦坚再度被流放临封（今广东封开县），李适之被贬为宜春（今属江西）太守，还有数十个平日与他们交厚的朝臣，也全部遭到了贬谪流放。
至此，太子的羽翼几乎已被剪除殆尽。
然而，李林甫似乎没有罢手的意思。因为他的目标绝不仅仅是把他们逐出朝廷，而是要把他们斩尽杀绝！
正当太子李亨被韦坚一案搞得一夕数惊、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他的岳父杜有邻又陷进了一件案子，同时把他也牵扯了进去。杜有邻是李亨的另一个妃子杜良娣的父亲，时任赞善大夫，不知为何忽然成了一则流言的攻击目标，说他“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资治通鉴》二一五）。意思是说杜有邻捏造神秘言论，并与太子勾结，指摘诽谤皇帝。
很显然，这则流言的杀伤力丝毫不亚于韦坚谋反案。
李林甫无声地笑了。
老天爷似乎也在帮他。不需要他动手，一个又一个打击东宫的机会就自动送到了他面前。李林甫随即命吉温负责此案。吉温的效率出奇的高，一下子就把流言的始作俑者逮住了。
让太子李亨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个流言的制造者竟然是他的连襟、杜有邻的另一个女婿——柳勣。此人生性疏狂，一直和杜有邻关系不好，所以总想找机会整治老丈人。可谁也没想到，这小子竟然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出此阴招！真是让太子李亨欲哭无泪。
李林甫又一次无声地笑了。
都是你们自家人窝里斗，可别怪我李某人心狠手辣！
很快，吉温就把柳勣、杜有邻全部捉拿归案，并且通过柳勣株连了裴敦复、李邕、王曾等一大批朝野知名的官员。
天宝五年年末，吉温拿到上述这些人自诬有罪的口供后，便将他们全部杖杀于大理狱，并奏请玄宗，将他们的妻儿子女全部流放边地。
幸运的是，到最后，吉温也没有真正掌握对太子不利的证据，所以也无法证明太子有罪。可尽管如此，太子李亨还是吓破了胆，赶紧宣布与杜良娣离婚，以此洗刷自己的清白。
杜良娣旋即被逐出皇宫，贬为庶人。
不到一年时间，李亨就接连陷入两起大案，失去了两个妻子，同时丧失了一大批亲信，成了一个孤零零的光杆司令。当太子当到这个份儿上，实在是够窝囊。
不过，在李林甫无孔不入、无坚不摧的“罗钳吉网”之下，李亨能保住太子之位和一条性命，就已经是阿弥陀佛上帝保佑了。其他的一切，他都不敢顾及，也无力顾及了。
天宝六年（公元747年）春，李林甫乘胜追击，在奏请玄宗同意后，派出以罗希奭为首的一大批酷吏，分道前往韦坚兄弟和皇甫惟明的贬所和流放地，将他们全部赐死。罗希奭从京师一路走到岭南，所过之处，凡是因韦坚案和杜有邻案而遭牵连的所有官员全部人头落地，“州县且闻希奭到，无不惶骇”（《旧唐书·李适之传》）。
罗希奭经过宜春时，李适之风闻杀人魔头来了，为了保住最后一丝尊严，只好喝下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杯酒——毒酒。
李适之死后，他的儿子李霅护送父亲的灵柩北上，准备运回长安安葬。可刚刚走到洛阳，就被李林甫派出的酷吏截住了，然后又被胡乱安了一个罪名，活活杖死于河南府衙。
可怜李适之堂堂宰相，父子二人竟然双双死于非命，并且死无葬身之地。
当时，像李适之这样自我了断的人不在少数。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个就是当年被玄宗清除出朝的功臣——王琚。自从开元初年被贬谪后，王琚辗转了十几个州，始终只能担任地方刺史和太守，一直没有机会回朝。王琚看破了，索性放开手脚纵情享乐，每到一地任职，除了贪污受贿就是花天酒地，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就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可是，就连这么一个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半点野心和能量的人，李林甫还是没有放过他。不为别的，只因为李林甫认为此人“负材使气”，看上去很不顺眼，于是就趁此大肆株连之机把他贬为江华（今湖南道县）司马。罗希奭途经江华时，王琚也和李适之一样，不愿死于酷吏之手，企图饮鸩自尽，可惜命大，没死成，只好改成上吊，这才终结了自己的性命。
通过韦坚谋反案，李林甫将朝野上下亲附太子的势力几乎连根拔起，对东宫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然而，太子的地位却依旧岿然不动。
李林甫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找到一个最佳的突破口。
天宝六年的冬天，上一轮打击才刚刚平息下来，李林甫就再一次出手了。这一次，他锁定的对象是天宝初年帝国最耀眼的一颗将星——王忠嗣。
将星陨落：石堡城事件
王忠嗣，初名王训，太原人，出身于军旅家庭，父亲王海宾是开元年间抗击吐蕃的一员骁将，官任太子右卫率、丰安军使，以骁勇善战闻名于陇西一带。开元二年七月，唐军与吐蕃军队在渭州（今甘肃平凉市）附近进行了一场大规模会战，王海宾任先锋，在渭州西面的武阶驿与敌军遭遇，经过一番苦战，大破吐军前锋，杀获甚众。
吐蕃军队迅速反扑，出动主力将孤军深入的王海宾部团团包围。形势危急之时，后方的唐军诸将因嫉妒王海宾的军功，竟然全都按兵不动。王海宾力战多时，终因寡不敌众而壮烈殉国。其后，唐军主力才乘势发动反攻，大破吐蕃军队，斩首一万七千级，缴获战马七万五千匹、牛羊十四万头。
战后，玄宗感念王海宾的忠勇，追赠其为左金吾大将军。
王海宾为国捐躯的这一年，王训年仅九岁，玄宗就把他接到了宫中抚养，并授予朝散大夫、尚辇奉御之职，赐名忠嗣。正所谓将门出虎子，王忠嗣长大后，为人英武沉毅，稳重寡言，并熟读兵书，谋略过人。玄宗经常召见他，与他谈论兵法，王忠嗣“应对纵横，皆出意表”，玄宗不禁赞叹：“尔后必为良将！”（《旧唐书·王忠嗣传》）
开元中期，王忠嗣进入军界，先后效力于河西节度使萧嵩、朔方节度使李祎麾下，因勇猛善战，屡立战功，历任河西讨击副使、左威卫将军、代州都督等职，赐爵清源县男，并赐紫金鱼袋。开元末，因军功显赫升任河东、朔方节度使。天宝元年，又兼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都督，其后率部北伐突厥，数战皆捷，致使“塞外晏然，虏不敢入”。随后因功加授左武卫大将军。
天宝四年，又兼摄御史大夫，晋爵清源县公。
王忠嗣年轻时颇以勇猛善战自负，但是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尤其是在担任节度使之后，其性格中沉稳持重的一面就显露出来了。他常说：“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旧唐书·王忠嗣传》）
很显然，王忠嗣并不是一个好勇斗狠、头脑简单的武夫，而是一个拥有政治眼光的军事家。他深知，战争只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种手段，并不是军人从军的唯一目的，更不能作为个人捞取功名利禄的工具。换言之，作为一个带兵打仗的将军，他并不缺乏勇悍的作风，但是作为一个身兼数职的封疆大吏，他就必须从政治、经济、国防、民生等多个角度，全面而理性地看待战争。
王忠嗣有一张重达150斤的漆弓，但从来不用，一直藏在袋子里，目的就是为了表明自己决不轻易使用武力。不过王忠嗣也知道，他手下的很多官兵都渴望建立军功，普遍存在好战情绪，不见得能理解他的思想，因此，王忠嗣并没有一味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而是经常在必要的情况下主动出击。
但是，王忠嗣从不打无把握之战。每次出战之前，他都会派出大量间谍深入敌境，详细掌握敌方的各种情报，然后制订极具针对性的作战计划，最后再发兵奇袭。如此一来，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己方伤亡，而且几乎能够做到每战必胜。在这种有勇有谋的长官手下打仗，官兵们当然都非常乐意。
然而，尽管王忠嗣的军事思想于兵、于民、于国都是有利的，可却与另外一个人的军事思想产生了冲突。
这个人就是玄宗李隆基。
差不过从开元中后期开始，李隆基就逐渐抛弃了姚崇当年提出的“不幸边功”的执政方略，变得好大喜功，一心想要开疆拓土，鹰扬国威。按理说，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拥有这样的思想和心态并不能算错，可问题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天子一旦好大喜功，军队必然会为了邀功而滋生好战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不再是政治的延续，而有可能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失去理性的驾驭，最后为百姓和国家带来不必要的战争灾难。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远的不说，就说隋炀帝杨广，正是在好大喜功的心态的驱使下，才把隋帝国变成了一辆疯狂的战车，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灭。
也许，正是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王忠嗣才会逐渐形成以防御为主的稳健的战略思想。可遗憾的是，这样的稳健最后必然会被玄宗视为保守和消极，也必然会与玄宗的激进思想产生冲突。
天宝五年，皇甫惟明因韦坚案遭到贬谪，其河西、陇右节度使之职旋即由王忠嗣兼任。一时间，王忠嗣“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以来，未之有也”（《旧唐书·王忠嗣传》）。
天宝初年，唐帝国总共设置了九大节度使，如今王忠嗣一人就占去了四个，实在是够拉风。面对如此拉风的王忠嗣，有个人自然会感到强烈的威胁。
这个人就是李林甫。
从开元中期以迄天宝，许多人都是因为建立边功、受到玄宗赏识，从而出将入相、位登宰辅的，如张嘉贞、王晙、张说、杜暹、萧嵩、牛仙客，以及后来差一点入相的安禄山等。如今，王忠嗣一人身兼四节度，声势和威名如日中天，放眼天下，已经没有谁比他更有资格入朝拜相了。
李林甫深知，王忠嗣不像牛仙客那么好对付，一旦入相，自己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所以，他必须未雨绸缪，尽早将王忠嗣摆平。
可是，王忠嗣战功显赫，治军严整，既不贪赃纳贿，也不克扣兵饷，几乎一点毛病都没有，而且备受玄宗器重——这样的一个强人，要如何才能摆平？
一开始，李林甫确实是绞尽脑汁也无从下手，直到天宝六年“石堡城事件”的出现，李林甫才终于抓住了王忠嗣的软肋。
石堡城，位于今青海省湟源县西南，一座屹立在青藏高原上的边陲重镇。此城是唐军扼守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塞，也是吐蕃进军河陇的必经门户。从高宗时代起，一直到开元、天宝年间，这里就是唐朝和吐蕃的必争之地。双方在此反复争夺，数度易手，用无数士兵的鲜血和尸骸，不断向世人证明着它在战略上的重要性。
最近易手的一回合是：开元十七年春，朔方节度使李祎以一场奇袭拿下石堡城，从此，唐军的旗帜在这里飘扬了将近十三年，至开元二十九年底，又重新被吐蕃攻占。
这几年来，玄宗无时不在想着夺回石堡城，无时不在想着如何报仇雪耻，彰显国威。到了天宝六年十月，玄宗终于下了一道诏书给王忠嗣，命他制订一个夺取石堡城的作战计划。
在王忠嗣看来，石堡城固然重要，可是此城地势异常险峻，三面皆为断崖，唯有一条石径蜿蜒可上，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几年来，吐蕃不仅在此屯驻重兵，而且构筑了极为坚固的防御工事，若要强攻，至少要牺牲数万唐军将士的生命，实在是得不偿失。因此，王忠嗣上疏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建议在石堡城后方的积石山一线构筑防御纵深，阻止吐蕃军队向东挺进，然后再厉兵秣马，静待反攻时机。
奏疏呈上，玄宗大为不快。
王忠嗣啊王忠嗣，没想到你也有消极怯战的时候。是不是朕给了你太多的荣华富贵和功名利禄，反而把你宠坏了，让你变得锐气尽丧、贪生惜命了？行，你不打，朕自然会叫别人打，总而言之一句话——石堡城非打不可！
当时，有一个叫董延光的将领贪功心切，遂自告奋勇要求出战。玄宗大喜，立刻将任务交给了他，并下令王忠嗣拨给他数万兵马，同时全力配合他的作战行动。王忠嗣万不得已，只好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对董延光虚与委蛇，一再敷衍。部将李光弼劝他不要得罪董延光，王忠嗣愤然道：“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旧唐书·王忠嗣传》）
后来，董延光未能如期攻克石堡城，便把责任推卸到了王忠嗣身上，向玄宗告状，说王忠嗣阻挠他的军事行动，才导致任务失败。
玄宗勃然大怒。
就在这个时候，李林甫不失时机地出手了。
王忠嗣生长在宫中，与太子李亨从小一起长大，关系亲密，所以李林甫就授意手下人指控王忠嗣，说他之所以违抗圣命，消极避战，就是为了保存实力，然后再拥兵尊奉太子。
尊奉太子干什么？
当然是篡位登基了。
玄宗闻奏，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当即下诏解除了王忠嗣的兵权，并命他即刻回朝，接受御史台、刑部和大理寺的三堂会审。
很显然，李林甫在这起案件中采取的手法，跟去年的韦坚案一模一样，都是一边铲除威胁他地位的政敌，一边把火引向东宫，打算借机扳倒太子。
上次是企图一石三鸟，这次是准备一箭双雕。
然而，李林甫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了。
三法司刚一开审，玄宗就给这起案件定了调子。他说：“吾儿居深宫，安得与外人通谋？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挠军功。”（《资治通鉴》卷二一五）明确宣布此案 与太子无关，只需追究王忠嗣阻挠军事行动的罪责。
虽然这些年来，玄宗对李林甫打击异己的行为一贯采取了默认和纵容的态度，但在废黜太子的问题上，他却始终保持坚定的立场和难得的清醒，从未被李林甫的谗言蛊惑。这其中的原因，首先当然是因为太子一直夹着尾巴做人，没什么真正的把柄落在李林甫手里；其次是因为东宫每次遭遇险情，都有高力士在玄宗面前力保；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在于玄宗本人的态度。
对玄宗来说，宰相与东宫关系不和对他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只有这两股政治力量互相牵制，他才能坐稳自己的皇位；只有他们一直处于剑拔弩张却又相持不下的状态，玄宗才能让自己始终处于仲裁者的地位，也让自己的皇权始终保有决定性的力量，从而对双方都形成一定的制约和威慑，进而维护政治上的平衡与稳定。
这就是玄宗的帝王术。
假如李林甫和太子李亨不是目前这种敌对状态，而是成为政治上的盟友，那玄宗势必落入危险的境地。因为太子已经年近四旬，其迫切渴望入继大统的心态可想而知。倘若有了宰相做靠山，他就完全有可能动用武力迫使玄宗下台。作为一个靠政变上台的皇帝，玄宗这方面的神经特别敏感，所以绝对不会让宰相和东宫拧成一股绳。
而居于同样的理由，玄宗也不会让李林甫真的把太子整垮。因为李林甫的权势已经非常大了，从玄宗即位以来，还没有哪个宰相拥有他这样的权势，倘若再让他扳倒李亨，另行拥立太子，那他的权力岂不是大过天了？日后还不得把皇权玩弄于股掌之中？所以玄宗绝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
综上所述，除非太子李亨自己出了问题，否则不管李林甫再怎么折腾，其结果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太子李亨总算又躲过了一劫，但是王忠嗣这回却是在劫难逃了。
负责审讯王忠嗣的官员都知道，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所以，他们都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
很快，三法司就得出了结论——王忠嗣“沮挠军功”属实，论罪当诛！性命攸关的时刻，有个人站出来替王忠嗣说话了。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大唐军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时任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
哥舒翰，西域突骑施人，将门之后，其父哥舒道元官任唐朝的安西副都护。由于父亲官位高，家境殷实，哥舒翰就成了典型的“富二代”，天天游手好闲，领着一帮纨绔子弟到处瞎混，除了喝酒就是赌博，几乎没干过一件正经事。
不过，哥舒翰也不是完全没有优点。他性格豪爽，仗义疏财，重然诺，好任侠，天生就是当大哥的料。
哥舒翰就这样逍遥自在地混到了四十岁。直到有一天，他老爸死了，他才从浑浑噩噩的生活中猛然清醒过来。哥舒翰知道，再这么混下去，迟早有一天会坐吃山空。无奈之下，他只好跑到京师，准备找一份差事养活自己。没想到，在长安整整住了三年，身上的积蓄差不多花光了，他却连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也没找到。有一次，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得罪了长安县尉，还被对方狠狠羞辱了一番。
到这一步，活了大半辈子的哥舒翰才真正意识到了生存的艰难，也开始模模糊糊地思考做人的意义。最后，哥舒翰痛定思痛，毅然决定到边疆从军。（《旧唐书·哥舒翰传》：“慨然发愤折节，仗剑之河西。”）
此时的哥舒翰恐怕连自己也不会想到，四十多岁才当兵的他，竟然在短短几年后就成了享誉朝野的名将。
哥舒翰到河西从军后，在攻克新城（今青海门源县）的战役中一战成名，从此崭露头角，历任衙将、大斗军副使、左卫郎将。有一次，吐蕃军队大举入寇，哥舒翰奉命在苦拔海一带进行阻击。两军遭遇时，吐蕃人分成三个纵队，从山上向下冲锋。哥舒翰一马当先，与敌人展开激战。交战中，哥舒翰的长枪折为两段，可他毫无惧色，毅然手持断枪奋勇拼杀。吐蕃士兵一个个被他挑落马下，“三行皆败，无不摧靡”。经此一战，哥舒翰更是声名鹊起。
天宝六年，哥舒翰因屡建战功而擢升陇右节度副使，兼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
就是在这一年，哥舒翰赢得了著名的积石山战役。
积石山，位于甘肃省西南部，处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坐落于黄河之滨，峭壁千仞，危石险峰，是保卫陇右地区的重要屏障，唐朝常年在此驻军屯田。当时，每当积石军的麦子熟了，吐蕃必定发兵袭击，将粮食抢劫一空。年年如此，当地驻军莫之能御，嚣张的吐蕃人便把这个地方叫作“吐蕃麦庄”。
天宝六年十月，哥舒翰决定在此打一场伏击战。他亲自率部进驻积石山，同时命副将杨景晖等人率兵埋伏在山外。这一次，吐蕃出动了五千骑兵，仍旧像往年那样大摇大摆地前来抢粮，哥舒翰突然出击，一下子就将猝不及防的吐蕃军队杀得人仰马翻。吐蕃残部匆忙抱头鼠窜，又被早已埋伏在山外的杨景晖截断了退路。哥舒翰一马当先，挺一柄长枪紧追不舍，每追上一个敌兵，就用枪头拍拍对方的肩膀，等敌人骇然回头之际，就一枪刺入咽喉，然后把整个人挑到三到五尺的空中，再重重掷下。
哥舒翰有一个小家奴，名叫左车，年纪才十五六岁，但臂力惊人，每次出战，都会扛一把大刀跟在哥舒翰身边，主子一路挑人下马，他就一路砍人脑袋。哥舒翰挑一个，他就砍一颗，每战皆然，配合默契。对吐蕃人来讲，这主仆二人活脱脱就是一对凶神恶煞！
积石山一战，吐蕃全军覆没，五千骑兵没有一人生还。
从此，吐蕃人再也不敢来光顾这座“麦庄”了。
通过数年的浴血奋战，哥舒翰迅速成为大唐军界中最引人注目的后起之秀。
玄宗当然也注意到了他。
天宝六年十月末，玄宗在骊山华清宫亲自召见了哥舒翰，一番交谈后，对他非常欣赏，旋即擢升他为陇右节度使，兼鸿胪卿、摄御史中丞。此时，王忠嗣正被关在诏狱里，接受三法司的审讯。
就在哥舒翰奉召入朝前，王忠嗣麾下的许多将领就建议他多带些钱，以便入朝打点，想办法营救王忠嗣。可哥舒翰很清楚，王忠嗣此次犯的事，绝不是靠区区金钱的贿赂就可以摆平的。因为他得罪的不是别人，是当朝天子。所以，哥舒翰两手空空就上路了。他知道自己该用什么办法解救王忠嗣。
得到陇右节度使的任命后，哥舒翰照例要入宫拜谢。他借此机会，极力向玄宗陈述王忠嗣的冤情。玄宗不耐烦，起身就走，哥舒翰紧跟其后，并且一步一叩首，声泪俱下地请求——愿以自己的官爵替王忠嗣赎罪。到最后，玄宗终于被感动了，只好网开一面，下诏贬王忠嗣为汉阳（今湖北武汉市）太守。
王忠嗣虽然逃脱了天子的翻云覆雨手，但却没能逃过死神的魔爪。天宝八年（公元749年），王忠嗣在地方太守的任上暴卒，年仅四十五岁。天宝初年最耀眼的一颗将星就此陨落。
天宝八年六月，也就是王忠嗣刚刚去世不久，玄宗就再次下令，命哥舒翰集结了六万大军强攻石堡城。哥舒翰苦战多日，最终以牺牲数万将士的代价，攻下了这座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的坚城。
当哥舒翰踩着遍地的鲜血和尸骸登上石堡城的一瞬间，不知道他的内心深处会不会闪过一丝疑惑——这么干，值得吗？
其实，如果玄宗肯采纳王忠嗣的建议，在石堡城后方的积石山一线构筑防御纵深，就能有效阻止吐蕃向东扩张，那么石堡城的战略地位就不会那么重要了。可惜在玄宗眼里，石堡城早已不止是一座边境要塞，而是他鹰扬国威、炫耀武力的对象，更是他的盛世棋盘上不可或缺的一枚棋子，所以他才会不惜一切代价占有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史料记载，吐蕃守卫石堡城的士兵只有区区数百人，而且战后被唐军俘虏的就有四百，可见战死者最多也就几百个人。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石堡城一战，唐军与吐蕃的伤亡比是100∶1。
一切正如王忠嗣当初的预言：“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旧唐书·王忠嗣传》）
当然，王忠嗣已经看不到这一幕了。
倘若王忠嗣地下有知，不知道会作何感想。他是该为自己的不幸言中而摇头苦笑，还是该为自己的一语成谶而扼腕伤悲？
没有人知道。
也许，只有飘荡在石堡城上空的数万唐军将士的冤魂，才能真正理解王忠嗣。而活着的人，心里除了功名利禄和高官显爵，除了厮杀的快感和胜利的喜悦，还能有什么呢？就算哥舒翰曾经有过一丝困惑，但在建功立业的豪情之中，在加官晋爵的利益面前，这样的困惑也只能是萤火虫试比阳光，只能是一滴水汇入汪洋，跟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天宝中期，当胡将哥舒翰在帝国的西北部跃马横刀、屡立战功的时候，在帝国的东北方，也有一个胡人因为日益显赫的边功而逐渐受到玄宗的赏识和宠幸。
从天宝初年开始，这个胡人就奉玄宗之召，一次又一次来到了富贵浮华、歌舞升平的长安，进入了九重宫阙，登上了金銮宝殿，走到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身边，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和笑声，并很快就成了他们最宠爱的干儿子。
在世人的想象中，这个勇悍的胡人很可能跟其他胡将一样，长着一脸横肉和络腮胡子，说话时其声如雷，顾盼间目露凶光。
可事实并非如此。
这个胡人长得又白又胖，大腹便便，生性幽默诙谐，不管在什么场合，脸上始终洋溢着真诚而憨厚的笑容。
因为这家伙实在是胖得有些滑稽，所以玄宗有一次忍不住拿他开涮，说：“你这个胡人肚子里到底装了什么，为何大到这种程度？”（《资治通鉴》卷二一五：“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尔？”）
他马上一脸正色地回答：“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颗红彤彤的忠心！”（《资治通鉴》卷二一五：“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
众所周知，这个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硕大的肚子里只有赤胆忠心而别无他物的大胖子，就是安史之乱的缔造者、盛世唐朝的掘墓人——安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