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边疆问题
不过与这些谈判条件相比，最让人意外的是战俘问题，按理说打完仗双方交换战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帝国皇帝居然别出心裁，说什么三万多俄军战俘在被关押期间的费用支出也应该由俄罗斯支付，而且因为战俘中将校等级不同，所享受到的待遇也不同，因此要求俄罗斯按人头付银子，把他们这些打了败仗的士兵给赎回去。俄国特使哥尔查科夫拿着帝国政府开出的赎金单子粗粗的算了一下，居然为此要多出近五十万两银子，气得他大骂：“就算是买三万头猪也花不了这么多钱啊！”只可惜的是俄罗斯手中并没有多少帝国俘虏，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换一的资本，只好无奈的接受了这五十万两银子的闷声大亏。
中俄前后共进行了五轮谈判，历史近半年，在此期间东北亚战事稳定，占据优势的帝国军队没有继续向西推进，只是不断的清剿在勒拿河以东和堪察加半岛的俄军残部，而不断增兵的俄军也仅仅是固守勒拿河西岸，好在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在谈判的条件上都非常的务实，很快取得了进展，俄罗斯方面迫于中华帝国在军事上的压力，接受了帝国政府提出的大部分条件，承认了帝国政府对堪察加半岛的主权的同时，要求堪分中俄两国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这项要求还是比较对王财胃口的，马上派人与俄方人员一起勘察边界，经过几番争吵，终于把两国的边界线给划定，首先在东边，两国以勒拿河、阿尔丹河为界，华军从乌斯季库特、博代博和赤塔撤军，将阿尔丹河与勒拿河之间的五十多平方公里占领地交还给俄军，承认俄军对柏海尔湖（今贝加尔湖）地区的主权；北部，俄罗斯从唐努乌梁海地区撤军，拆除阿勒坦河与哈屯河的汇合处建立的比斯克堡，两国以萨彦岭到楚库河为界，俄军承认中华帝国政府对内、外蒙，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主权，在西面，俄军退出巴尔克什湖以东，两国以鄂布河、巴尔克什湖一直到葱岭为界，俄罗斯帝国承认此界以东中华帝国的领土权力，而中华帝国也承认此界以西，俄罗斯的领土权力。
根据这一系列的边界划分，实际上中华帝国是承认了俄罗斯自十七世纪以来对柏海尔湖（贝尔加湖）附近地区的非法占领，并以此换来了对东北亚一百多平方公里的主权，在中亚地区，虽然帝国政府并没有实际控制，但根据这次领土堪界，两国实际上划分了中亚的势力范围，可以说这次《中俄东北亚条约》是在中俄双方都做了让步的情况下完成了，对于俄罗斯来说，他们保住了西伯利亚三大水系之间的领土，甚至还从中国人那里确认了柏尔海湖的主权，在赔款问题上每年一百万两银子的赔偿金也确实不算多，战胜国能如此的大度确实令西洋各国都非常的意外，《泰吾士报》在评论这次中俄订约时说“毫无疑问，中华帝国有一个极为成熟的外交家，他们非常明白今天的敌人未必明天不是朋友的道理，过分的削弱俄罗斯只能让英、法的势力膨胀，对于帝国皇帝来说，他拿到了他所要的一切，也确认了中俄的所有边界，至少在一百年内，中俄之间将不会再因为长期模糊不清的边界线而发生纠纷了，对于帝国政府来说，这就是最大的胜利。”
对于中俄签约同样兴奋的要算正在大规模扩军的美国总统林肯了，正在被南军打得节节后退的联邦政府军让这位总统几乎开始怀疑这场内战到底参否取胜。而此时始终对北方表示好感的中华帝国政府居然从俄罗斯人手里抢到了堪察加半岛，这样一来中美两国不就是隔着白令海峡相对的邻国了吗？至少退路是无忧了，这总算让林肯心里有了底气。
整个世界都在等待中俄这场东北亚战争结果的半年里，王财可是一刻也没有闲着，从江西、广东进入云、贵、桂三省的帝国军队毫不留情的镇压了几次天朝旧部的叛乱，在刺刀的威胁下，西南三省军队按期改编完成，像汪海洋，童容海这样只想在家守着万贯家财的西南旧将全部按中校待遇退伍，愿意继续在军中效力的则全部平级调用，原来的西南各级行政官员基本上都以副职留用，所有行政主官则全部由中央政府统一任命，石达开作为一方豪强出人意料的没有被委任三省省长，而是被帝国政府授予了“越北总督”一职，命令他率领119师李杰部一万余人赴越北平定朱衣点叛乱，并在平叛后代表帝国政府管理越北行政事务，实际上就是把越南北部纳入了中华帝国领土范围。
除此之外，随着国内局势的日渐稳定，向蒙、疆、西藏进军的计划也提上了议事日程，王财拒绝了总参的用兵方略，仍然认为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应该用更为怀柔的办法来解决，基于这个想法，王财委派奕欣为专使赴内、外蒙各旗劝说这些蒙古王爷们归顺帝国，帝国政府将保证不触动他们在领地上的所有权力，同时派往西藏的特使也带着帝国政府的优待条件面见了达赖、班禅，提出“尊重教权，尊重民权，尊重地权”的三项原则，保证只要西藏效忠中华帝国政府，那么帝国政府将在军事、财政上给予支持，并且不干涉西藏宗教自由，保证封建土司对传统土地的所有权，保证封建土司对统治人口的管辖权。
在西藏问题上王财其实是犹豫了很久，主要让他为难的是是否继续承认封建土司、活佛对西藏土地、人口的权力。如果继续承认这种落后的社会体制，那么无疑他将无法在西藏顺利的推行帝国的各项改革，但如果不承认，那么和平的统一西藏根本就是一个幻想，西藏的农奴们虽然受尽了剥削，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他们对于这些剥削他们的土司和活佛却相当的迷信，如果这些土司、活佛站到了帝国政府的对立面，那西藏的下层百姓十之八九也会站到政府的对立面，那样统一西藏就只能用武力来解决了，而打西藏可远远要比出关作战难得多，不仅仅是高原气候的问题，更多的是王财对于这种掺杂着宗教因素的战争非常担忧，他清楚的记得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其血腥程度简直让人不忍回顾，因此琢磨了很久之后，王财最终还是做了让步，以不触动西藏贵族特权为代价，在形式上先完成国家统一，至于改变西藏的社会结构可以等将来向西藏输入先进文化的办法来解决，与其自己强行改变，还不如让接受了新思想的西藏老百姓自己由下而上的推动社会革新，等到社会条件成熟之后，自己只要稍稍的助一把力，就很有可能达到今天要用数万条人命去换的同样结果。
与政府为和平解决蒙、藏问题所不同的是帝国政府在新疆问题上的强硬，帝国政府严辞要求在新疆各路叛军放下武器，归顺帝国政府，之所以在新疆问题采取如此强硬的政策，主要还是因为现在的新疆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块被切得四分五裂的蛋糕，回族、维吾尔族的各路叛军都打着圣战的旗号不断互相攻杀，在中亚浩罕汗国的支持下，境外的大小和卓后裔也潜回新疆组织多起叛乱，甚至在乌鲁木齐、伊犁、库车、和田、喀什都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叛乱政府，最让王财不能容忍的是，在帝国军队与俄罗斯在关外血战的时候，这些叛军居然还纠集东进，一度攻到嘉裕关下，若不是甘肃驻军奋起反击，在安西州重创叛军，这伙人还真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要打到京师了！
因此帝国政府很快组建了新疆平叛大军，集中了驻防山西的140师朱茂杰部，河南150师刘旭东部，陕西的160师曲瑶部三万人马，以帝国百战名将倪守道为统师，全军集结到敦煌训练备战，为了保证倪守道军团的弹药粮秣，王财下令户部筹措五百万两银子从民间采购各种军用物资，从衣帽被服，到火药弹丸，凡是能从民间采购的一律钱货两清的交易，这项政策一方面解决了军队的供给，另一方面刺激了国内军用品价格大幅度上扬，同时带动了各种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进一步扩大了国内需求。皆大欢喜之下只有钱百万心痛不已，毕竟五百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啊，好在这五百万两中真正从国库支出的不到一百万两，其中二百万两挪用了日本贸易资金，还有二百万两则是王财下令在全国征派的“疆饷”。
相关史实（以下九百字，不满千字，不计入正文）：
１、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失陷问题：１７２７年中俄《布连斯奇界约》划定了沙宾达巴哈以东的中俄边界，俄国向克穆齐克河流域及其以东的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公开扩张受到了遏制，但是沙宾达巴哈以西的中俄边界长期没有划定，俄国利用这一情况，继续从西方向唐努乌梁海扩张。早在《布连斯奇界约》签订之前的１７０９年，俄国已在唐努乌梁海西面阿勒坦河与哈屯河的汇合处建立了比斯克堡，作为向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和唐努乌梁海扩张的基地。１８世纪中叶以后，俄国殖民者逐步向哈屯河和阿勒坦河上游推进，将当地土著居民挤向中国边境地区的纵深地带。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的积弱充分暴露，俄国于是加快侵略步伐，终于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以后又在此约基础上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以及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将唐努乌梁海西北端阿穆哈河一带地区割归俄国。
２、1865年之前的新疆问题：1840年（清朝道光二十年）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新疆政局发生多次重大事件，影响到维吾尔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一是和卓后裔在南疆地区的多次作乱。大小和卓叛乱失败被杀后，其后裔流散到中亚各地。到道光初年，已长大成人的张格尔、玉素甫（大小和卓之孙一辈）在中亚浩罕汗国支持下，纠集追随者一再入卡作乱，一度攻占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等城。1840年以后，和卓后裔倭里罕、迈买的明、铁完库里等（大小和卓重孙一辈）又不断入卡作乱。到1866年（清朝同治五年）时，全疆出现了以伊犁为中心的苏丹政权，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得麟政权、以库车为中心的热西丁政权、和以和田、喀什、叶尔羌等为中心的各个地方政权。在这些政权中，除乌鲁木齐妥得麟政权主要是以回族为主的政权外，其它各地建立的政权几乎都是以维吾尔族为主建立的政权。1865年（清朝同治四年）初，浩罕军官阿古柏与和卓后裔布素鲁克（张格尔之子）侵入喀什噶尔。阿古柏利用“和卓（圣裔）”、“圣战”名义，先后击败叶尔羌、和田、库车、乌鲁木齐等各地并存的政权，占据了天山以南及乌鲁木齐等新疆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哲尔沙得汗国（意为七城汗国）。中央政府再次失去对新疆的控制。（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