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端午节之前。早晨，天上下着毛毛雨。
第一堂课一般都是算术。老师站在讲台上，刚要往黑板上写什么；教室的门突然开了。黑眼睛、粗眉毛的刘主任领着一个穿西服的男人进了教室。刘主任在讲课老师的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老师点点头。
刘主任、穿西服的人站到讲台上，四只眼睛瞄着全班同学的脸扫来扫去。同学们的脑袋随着他俩的眼睛忽左忽右的转动着。
不一会儿，我觉得两个人的眼睛同时在我身上停止了转动，盯着我上下打量。
刘主任指着我、以命令的口气：“你，站起来！”我不知所措、慌慌张张地站立起来；刘主任和穿西服的人互相看看、又瞅瞅我。
“就他吧？”刘主任以商量的口气对那个人说。“行！”那个人点点头。刘主任：“你出来！”我离开了课桌，他对老师说，“我们走了。继续上课。”
到了教室外面，刘主任看着穿西服的人，“他的家里有人结婚，学校让你和她（刘主任手指站在操场讲台边上的一个小女生）去当傧相。到那要听话！走吧。”毛毛雨似乎已经停了。
学校门口停一辆马车。我和那个女生上了车；穿西服的人与刘主任道别后，马车向南走去。马车过了火车站东边的道口，继续往南走。路两旁的稻田地里的稻苗刚刚露出水面；稻田埂上的杂草倒长得十分茂盛。这是我第一次到铁道南。
铁道南的民居不太集中，十几户人家稀稀落落的分布在比稻田地稍高一些的沙地上。马车到了一户五间房的大户人家的院子门前停下。一个穿黑缎子旗袍、右胸前绣着一朵带绿叶的*花的女人，急急忙忙来到车边，“过来！（她伸手拉着我和那个女生）跟我走。”她把我们领到一个没人的小屋，对我两布置任务：“等一会儿你两个要站到门口。新媳妇儿来的时候，你（她对女生说）快点迎上去，站到她的右边，跟着她走，以后，她走到哪，你就跟到哪。你（她又转向我）等新郎来了，你要站在他的左边，也是他走到哪，你就跟到哪。(看到顶点网).明白不？”我和那个女生都点点头。“记住了吗？精神点儿！”她边说边把我两带到房门口。院子里的男男女女看到我和那个女生出现在房门前，都扭过身子，交头接耳、戚戚喳喳，不知道说些什么。
房门前，摆放一张长条桌，上面铺一条白色印花、四边儿带穗的台布。桌后放了几把靠背椅子。
门外大道上传来嗒嗒嗒的马蹄声。院子里的人们都把头转向大门，又争先恐后地向大门挤去。“新媳妇儿来了！”不知道是谁喊了起来。
新郎出现在门口。穿黑缎子旗袍的女人看着我、向新郎方向摆摆头，示意：快跟上他。我站到了新郎左侧之后，她领着那个女生向大门口走去。
栗红色的大洋马拉着一辆四轮洋车，停在大门外。前轱辘上方驾驶台上坐着一个戴礼帽的车夫，他挺直了腰板儿，一动不动，目视前方，样子很可笑。
有人打开了洋车后轱辘上方车厢的门。新娘探出一只穿着红皮鞋的脚；穿黑缎子旗袍的女人忙着上前拉住新娘戴白手套的手，同时示意那个女生托起新娘身上飘拂的长长的白色婚纱。新娘由穿黑缎子女人搀扶着，进了大门、穿过人群，过来了；新郎快步走上前，伸出左手，挽住新娘的右臂，来到长条桌前。
院子里的人们纷纷议论，尤其是姑娘们。“多好看！多文明！”“等你结婚也来个文明的！”“白婚纱、黑礼服，多精神！比大红大绿漂亮。”“还是穿红戴绿的喜兴！”“在东安当差、有学问的和咱们就是不一样。”
结婚仪式开始。新郎的父母以及几位贵客坐在长条桌后；新郎新娘站在桌前。一个梳着分头、不知道抹了多少头油、穿西服系领带的男子，抻着细长的、喉头突起的脖子，喊道：“结婚典礼开始！”人们立即肃静下来。证婚人讲话，新郎父亲讲话之后，新郎新娘向父母行礼，互相行礼……，仪式很快结束。没有敲锣打鼓、没有吹喇叭，没有八抬大轿。
婚礼结束，还是到学校接我们那辆马车把我和那个女生送回学校。
（二）
放暑假，这是学生最惬意的事情。
星期六，杨木岗姥姥家捎信儿来：二姨要结婚。妈妈和我都喜出望外。
二姨，按当时的风俗，她可是一个超龄的大闺女——二十六、七岁了，还没有出嫁。
在杨木岗，外祖父也算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他的大姑娘——我妈，嫁给傅家烧锅少辈老大——我爹；也算是门当户对。轮到我二姨，就没有这样的条件了。在日寇统治下的杨木岗毕竟是个穷乡僻壤，找一个像样的人家谈何容易！
我二姨不吃猪肉。还有一个故事：
小时候，二姨喂养一头白猪。由于她的特殊关照，这头猪长得又白又胖。平时，这头猪总是围前围后的跟着她；差不多就是形影不离。过年了，要杀猪，人们看中了这头白猪。这头猪是二姨的心肝宝贝，死活不让人家杀它。那个时代，即使是富豪人家，也没有把猪当成宠物的可能。猪还是让人家给杀了。从此以后，二姨就不吃猪肉。人也变得少言寡语，看见猪就伤心掉泪。
妈妈、姐姐和我买了火车票，高高兴兴地去东安参加二姨的婚礼。
这是一个星期天。婚礼在一个酒店举行。酒店二楼餐厅就是举行婚礼的礼堂。大乐队在礼堂的大门右侧犄角处；敲击着震耳欲聋的大鼓，演奏人员咕嘎咕嘎的吹个不停。
“怎么这么闹腾呀！为啥不吹喇叭？”我问姐姐。她贴着我的耳朵高声说，“这叫文明结婚，时兴这个！”
不一会儿。一个上衣小兜别着红布条的人，领着一串男女从走廊上走了进来。六、七个新郎一个接一个地走在前边，新娘紧跟其后，鱼贯而进。二姨排在新娘队伍中的倒数第三个。新郎、新娘身边都跟一个小孩；这个我明白，他们都是陪伴新郎新娘的傧相。新郎全都身着黑西服、系着各色领带，脚蹬油亮的黑尖皮鞋，胸前戴一朵红花；新娘一色白色婚纱，烫过卷发的头上系着一条较宽的红缎带。
“他们的穿戴怎么都一样啊？”我问姐姐。旁边一个爱说话的人忙说，“那都是租的。”
乐队停止了吹打。结婚仪式开始。我还没有听清主持人说些什么，仪式就结束了。
新郎领着自己的新娘陆续向门口走出去。
“新郎不能领错自己的媳妇儿啊？”我见一个男人在新娘队伍中逐个辨认自己的对象，又问姐姐。姐姐笑了笑，“自己的媳妇儿还能认错呀！”后来，听说还真有认错的。这也是集体婚礼留给人们茶余饭后的一点笑料。
二姨夫是东安火车站的铁路警察。当时有个歇后语：铁路警摆手——管不着那一段儿！铁路警是一个没有什么权威的差事。
婚礼结束后，妈妈、姐姐和我，还有杨木岗来的送亲的人们，都来到二姨夫家。这是一趟简易房。在这趟房的中间偏西的一个门，还有一扇窗户，就是他的家（不比地震房强多少）。屋里只能容下五、六个人站着。大家轮流进屋看看，之后，就都到附近一个饭馆参加婚宴去了。
杨木岗来的人，婚宴后，急着坐马车回去了。
我们临走的时候，二姨拉住我的手，勉强露出了一点儿笑容，对我说“过几天到二姨这住些日子，让你二姨夫领你逛逛东安市。”“行！行！”我高兴的回答。二姨看看妈妈，又低下头，擦擦眼泪。
买完火车票后，二姨夫把我们送上二等车厢。
火车一声长鸣，吭哧吭哧的离开了东安站。“二姨怎么愁眉苦脸的？”姐姐问妈妈。“横是不顺心呗。听说，你二姨夫是二婚，先头的媳妇儿有病死了。”“咋不找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呢？”“二婚也行。听说你二姨夫人挺好的，老实、厚道，是一个本分人家。”
铁路旁的电线杆子一个一个飞快的从车窗外闪过。红红的夕阳在北面连绵起伏的山梁上跟着火车快速向西滚动。昏红的光线透过车窗，平射在南侧车厢内壁上，随着太阳渐渐落到山后，车厢也暗淡下来。
妈妈呆望着车窗外向后飞逝而去的景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20020728～0815（20061115修改）